《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军事活动认定过程中“相关因素” 标准的考量、修正与中国应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缔约国对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争端事由作出声明,以排除该公约争端解决机构的强制管辖。但该公约本身并没有为军事活动提供定义,从新近国际海洋法法庭和附件七仲裁庭的司法实践看,二者倾向于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对军事活动进行认定。然而实践中“相关因素”这一标准为军事活动的认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导致军事活动例外规则被束之高阁。因此,需结合条约解释规则对军事活动之原有意涵进行探寻,对“相关因素”标准进行修正:重视“争端主体”因素、重拾“争端背景”因素、增加“争端区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军事活动认定模式。中国未来若因军事活动争端涉诉且选择应诉,也应结合“相关因素”标准的特点展开论述,争取适用军事活动例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发展与界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问题。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端。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界定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将其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一般国际法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各国也较少直接将其作为海洋确权的法律依据,导致中国以此构建海洋权利主张存在难度。对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将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将其归纳为包含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与国内法普遍适用的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强行法,在国际条约、法院规约、司法实践及海洋领域广泛运用。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且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规则与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可运用一般国际法构建海洋权利主张,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角度构建南海历史性权利,以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满足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求,促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与海洋法新发展。

印度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诉求、路径与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生效以来,对维护全球海洋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海洋宪章”。印度为了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追求海洋权益和利益的最大化,在加入和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其来主张诉求、维护海洋权益。印度通过出台海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海洋事务管理体系,推出和更新海洋战略和海洋学说等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印度在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立法滞后、管理混乱和执行受阻等方面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世界性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印度必将更加重视并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实现和保障其区域和全球的海洋权益和利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我国海洋的法治建设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来,中国海洋法治建设快速发展。“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必须加快建设海洋法治体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通过不断完善海洋立法、强化综合执法、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加强海洋教育等手段维护我国在海洋领域的正当权益,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北极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北极例外”条款赋予北极航道沿海国在冰封区域的特别控制权,因其与北极航道密切相关而受得广泛关注,但在解释和适用中存在争议。在解释上,第234条的适用范围和“冰封区域”的界定应采取狭义解释,沿海国权利范围应以折中解释中的“法条文义限制说”为界限。在适用上,第234条与《极地规则》在适用中相互影响且相互补充,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第234条的立场和适用条件大不相同。北极航道是中国对外经贸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可以通过坚持正确立场、加强国际合作、强化科研主导3个方面合理应对第234条在解释和适用中的分歧,维护自身的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论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的法律管制——兼论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

北极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北极八国之一的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相关规定却有与国际法相冲突之处,这些冲突影响到各国在北部海航道的通行,也对未来国际法解决北部海航道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

斯瓦尔巴群岛是北极地区的重要岛屿,1925年生效的《斯瓦尔巴群岛条约》在群岛上确立了"主权确定,共同开发"的原则,但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并未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随着海洋法的发展,条约所建立的公平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群岛的上述区域,挪威与其他缔约国就此产生争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遵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的宗旨,对该条约作出目的性解释是解决群岛海域法律适用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法。

《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影响

一、<协定>出台的背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以来,截止到2000年10月,世界上已经有105个国家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使原来在别国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作业的渔船纷纷转向公海,包括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在内的公海鱼类面临着形势更为严峻的捕捞压力.

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演变与影响分析

美国曾经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在《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突然拒绝加入。近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会批准《公约》,包括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产业界在内的诸多力量积极支持加入《公约》。论文阐述了美国对《公约》的立场转变,总结了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公约》的理由,详细分析了近期美国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并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兼评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的仲裁

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强行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国际仲裁,相关的仲裁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必要性的特征,但是其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都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关:"强制性仲裁"必须是基于争端各方已经协议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且仍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这是仲裁前置程序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案件必须符合该公约第28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是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这是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国际仲裁案中,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个完全被满足,该仲裁申请理应被依法驳回。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保留”与“例外”之适用

中国在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百九十八条所作的声明,属于例外而非保留。而例外恰是对该条款的正当适用,即,在该公约授权下,中国有权作出此项任择性例外声明,以排除在3类特定争端上的强制程序管辖权,而"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本质上属于此3类争端范围之内,因而中国在该案中所持之"不接受、不参与"立场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地位

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的理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条约解释规则及时际法理论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唯有通过利益相关国的不断努力才能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历史性权利在公约中的地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建立的海洋法律制度第一次对国家海洋权益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世界海洋新秩序的确立和国际海洋事务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濒临半闭海的我国在主张《公约》所赋予的海洋权益时,与我国的海上邻国产生矛盾,尤其在海域划界、岛屿主权归属、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公约》的研究与应用,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律制度。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积极准备海洋勘测资料及相关论证材料,以期全面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定过程导致其在立法技术、原则立场、权益划分和争端解决层面具有特殊的立法特点。《公约》的实施对中国海洋安全的维护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在新的形势下其很多规定对中国来讲弊大于利。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目前不会考虑退出《公约》及其所确立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对于万一可能出现的某种极端最坏情况也不得不防。中国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与《公约》的关系,在留在《公约》体系内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公约》规则,以维护自身海洋安全。

北极地区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与地理不利国家之间的关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战略价值一时凸显。环北极国家为了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优势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争端。除了北极八国间存在着主权与主权权利的争端外,各地理不利国家也纷纷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主张其在北极地区应有的权利和利益,由此加重了北极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鉴于现有的北极多边法律文件以及环北极国家行使主权的实践,在"人类共同继承"原则下,亟需澄清环北极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权利义务,进而协调好它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理不利国家之间的关系。

海洋维权执法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南海仲裁案第13项仲裁请求裁决评析

仲裁庭无视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进行判断的前提——黄岩岛主权归属及沿海国的确定,武断地得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1(b)不适用于领海的结论。仲裁庭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不具有管辖权。菲律宾船舶在我国黄岩岛领海的通过不能构成无害通过,我国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采取必要的步骤以行使保护权。在行使沿海国保护权的特殊情形下,应对《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适用于船舶航行进行严格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主体是船旗国,义务的属性是管辖义务,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并不必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