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层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探索: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简称“创新示范区”)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旨在依靠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其他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创新示范区工作启动6年来,中国把这项工作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以城市为载体,按照“一城一主题”的要求,国务院先后三批次批复建设了11个创新示范区,汇聚各方力量和资源有效推动了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推进机制、建设内容等方面彰显了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特色和经验,在国际社会形成了较大影响力。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创新示范区建设需要围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完善指导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理论体系,丰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增强内生动力,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在实处。基于此,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推进创新示范区建设需要深入讨论和关注的关键问题,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推进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思路,以期为创新示范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广州实践

在梳理当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化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总结广州作为首个在联合国官网登出地方自愿陈述报告的城市的工作经验:与城市发展远景规划目标和体检评估工作相结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在地化转译;参考国际城市经验和广州工作基础,采用“重点优先+滚动评估”模式;突出“定性+定量”评估,系统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展与经验;重视公众参与,创新多元评估方法;推动评估反馈,以行动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广泛交流宣贯工作,讲好广州故事。

妇女无酬照料问题的中国经验与思考——兼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传统性别模式下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被视为妇女应尽之责,无酬照料也被研究者称为性别不平等中最隐秘、最不易被发觉的一环。从无到有,逐渐被认可,无酬照料经历了漫长的规范化之路。2015年妇女无酬照料问题被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解决无酬照料问题已成为新的国际共识。如今议程执行即将过半,中国结合国际国内的战略机遇积极落实议程,为解决妇女无酬照料问题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鉴于无酬照料与众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层关联,一些新的落实方向也据此展开。

东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分析

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尽管仍将消除贫困当作重要目标,但由于议程范畴拓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削减贫困的重视程度仍有所下降。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在减贫目标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东盟国家仍面临严峻的减贫挑战。随着2030年议程拓展带来的资源分散压力,结合2030年议程的落实推进减贫工作的挑战正逐渐加大。东盟及其成员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努力,试图将减贫与2030年议程有机对接。但迄今为止,东盟及其成员国均未发展出完整的对接战略以推动减贫事业。面对2030年议程对减贫工作的新要求,以过去十余年双边减贫合作所取得的成绩为基础,中国—东盟减贫合作可大有作为,甚至可能为中国—东盟整体关系增添新的润滑剂和增长点。

康复2030：促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

目的探讨"康复2030"国际相关康复政策与康复发展相关行动。方法文献研究和政策研究。结果从理论上阐明"康复2030"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特别是实现健康全覆盖的目标。分析"康复2030"对实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重大意义。为实现"康复2030"目标,呼吁采取如下行动:在国际上提升康复意识,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提升康复服务可及性,改进康复治理的结构和水平,提升康复服务水平,降低康复成本,建设综合性健康信息系统采集功能和康复数据,强化康复科学研究等方面。结论 "康复2030"行动可促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西方在国际组织中维持话语主导权的几种常见策略——以联合国2030年议程制定中的门槛管理为例

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相比，联合国2030年议程在制定时面临完全不同的国际战略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相对衰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对西方而言，制定和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时的主导地位现在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以较小甚至最小成本延续这一主导地位，是整个西方在2030年议程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关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尽可能压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日渐扩大的比较优势，西方发展出一套门槛管理战略，具体包括“两降两升”四个方面：即降低参与门槛和成本门槛，提高道德门槛和技术门槛。这一门槛管理的核心在于充分运用西方的比较优势，贬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潜在影响，从而维护其主导地位。由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西方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战略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所获有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实现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仍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努力。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下国际发展筹资缺口及其成因分析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后,发展筹资作为重要的落实手段,具有突出的时代紧迫性和现实意义。2021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将发展筹资列为八大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对发展筹资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日益提升。但近年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层出不穷,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发展筹资缺口进一步拉大。本文认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普惠性要求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发展筹资需求多元化与供给单一性之间的错配,进而导致了发展筹资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和缺口扩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国际发展筹资供需失衡的分析框架,从领域和受益国、融资主体、融资方式三个角度阐明国际发展筹资缺口拉大的结构性原因,并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筹资的发展方向,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OECD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分析及启示

各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成为国家发展、国际竞争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OECD国家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但是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的目标尚存在较大距离。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OECD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中的排名变化与对比情况,研究其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拥有的优势、面临的挑战以及经验教训等,以期为我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参考和借鉴,为全球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启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及对中国农业外交的启示

"零饥饿"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所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第二个目标(SDG2).本文回顾了基于联合国的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分析了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RBAs)在推动2030议程及SDGs中的角色,回顾了中国与RBAs的关系.结果发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且SDG2与其他16个SDGs紧密互联;RBAs是2030议程及其相关SDGs的有力推动者和重要参与方;虽然中国是RBAs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其中国籍员工的代表性仍然有待提升.面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国应抓住机遇,参与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的国际治理中去.最后,提出基于2030议程的中国与RBAs的合作建议以及中国农业外交建议.

“健康中国2030”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衔接机制探析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重要举措,两者衔接具有时间进程一致、目标理念相洽、治理领域互通的基本逻辑。两者应从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优化全球发展议程设置、贡献中国卫生治理智慧、颁布中国全球卫生战略实现协同增效;应在战略理念、核心议题、重点议题、一般议题四个方面建立衔接,按照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升国内外健康治理质量、落实健康建设数据监测的实践路径实现衔接。

中印两国关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官方立场比较及政策协作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正在制定。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虽然在外交风格和政策细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中国以相对超脱的姿态,避免陷入任何同自身根本利益无关、或者不单独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之中。而印度则同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并不惜使自己置身于同发达国家相抗争的前沿。中印两国应当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政策层面加强协调,并积极承担国际发展援助义务,在南南合作关系框架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开始实施,这是第一次在全球层面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中的重要作用。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议程",这15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起步并蓬勃发展,并在政策层面进入联合国视野。而未来15年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由于"2030议程"的出台,虽然仍然会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新媒体领域将是重要的突破口。随着中国在国际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落实2030议程过程中可能会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中东欧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及推动中国-中东欧生态环保合作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主席在2月9日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未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要聚焦互联互通,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着眼绿色发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此次峰会上,与会各方共同制定了《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把2021年确定为“中国-中东欧国家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中东欧国家地处“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携手中东欧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不仅符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符合中东欧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打造绿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依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自2016年按年度联合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全球报告》,系统梳理了中东欧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整体进展,特别是落实生态环境相关指标的现状和挑战,并结合新形势下中国-中东欧生态环保合作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加强中国-中东欧生态环保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实现1995年在北京制定的全球议程——联合国第49届妇地会“北京+10”会议简介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推动了中国妇女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妇女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学科化进程。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10周年,《妇女研究论丛》开设“北京+10”栏目,该栏目包括两部分内容:各领域的妇女发展状况回顾与评述;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经验谈’95世妇会对各学科、各领域发展甚至是个人研究的影响。选题主要有押妇女与贫困,重点是参与式扶贫;妇女与就业,重点是女性创业和再就业;妇女与教育,重点是女童教育;妇女与健康,重点是生殖健康教育和推广、妇女与艾滋病;妇女与暴力,重点是反对家庭暴力的组织和项目实施,打击贩卖妇女儿童;妇女与环境,重点是妇女环保组织与女性环保能力建设;妇女与参政,重点是妇女进村委和女性参政能力培养;妇女与媒体,重点是消除媒体性别歧视的法规与民间组织的监测;老年妇女,重点是养老保障与服务;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重点是组织和制度建设、性别意识对公共政策的渗透等领域。每篇文章5000字左右。本栏目自2005年第3期(5月)开办至2006年第2期(3月)结束熏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1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2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3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4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5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6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1《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2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3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4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1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2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3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