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发展机制与联合履约机制的减排效果之比较

清洁发展和联合履约都是《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其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帮助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义务,也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机会,目标是到2012年底使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5.2%。2012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多哈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现在,回顾第一承诺期的履约情况,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减排效果如何呢?本文将对两个履约机制的执行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找出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后京都时代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浅谈京都议定书的激励机制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但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京都议定书运用市场的方法巧妙的避开了种种矛盾,成功的建立了一套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激励机制。

用能权制度与碳减排制度协同——以浙江省为例

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存在并行不畅、用能权受关注度低、用能企业受到双重约束、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比较两项制度在制度本质、设计目的、规范对象及政策手段方面的相似性,以及用能权与碳排放权的可交易性特征,并借鉴域外成功交易经验,提出同一用能企业以富余用能权指标抵消超额碳排放量的构想,确认抵消政策的合法性,明确换算标准和履约程序,建立信息核查与披露制度,理顺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联合履约机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