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联合惩戒的法治反思

市场经济发展中整体失信的社会生态、社会治理机制转型中对于创新治理工具的需求、信息化时代提供的强大技术基础,构成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形成背景。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机制,这一制度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存在脱离法治轨道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失信行为认定泛化、联合惩戒造成过度评价、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不当联结,其根源主要在于强化法律机制的制度本意、统一法律制度供给缺失。需从法治的视角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予以匡正:完善失信联合惩戒立法,加强制度顶层设计,规范地方立法实践;统一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避免制度实践的无节制扩张;保障制度的实质合理性。

失信联合惩戒规范化问题研究

随着失信联合惩戒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的推广,个别地方在实践中出现了过罚不相当、惩戒措施泛化、"黑名单"管理失当等现象,需要引起高度关注。鉴于我国目前实施的部分行政性信用联合惩戒措施已属于行政处罚范围,应纳入法治规范。借鉴国外失信联合惩戒的主要做法,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完善我国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一是加快公共信用联合惩戒立法;二是实行联合惩戒目录清单制管理,使联合惩戒措施显性化、公开化、可预期;三是加快建立市场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形成市场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和公共信用联合惩戒机制互通互动、协调发展的联合惩戒新格局。

市场声誉惩罚失灵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于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实践的证据

本文以资本市场所反映出的环境违法违规声誉惩罚为测度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我国具有创新性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缓解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的逻辑和机制。实证证据表明:(1)在市场声誉惩罚失灵的环境领域,我国环境违法违规上市公司受到了显著的声誉惩罚,达到市值的-1.52%,占比总惩罚的98.06%。(2)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我国环境违法违规受到声誉惩罚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资本市场所反映出的总惩罚效应的主要来源。(3)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克服了我国以往对环境违法违规企业惩罚不当的问题,将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提高至与主要发达国家可比的水平。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实践考察、困境缘由与规范进路

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已在实践中成功实施,但还存在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清单不明、对接与联结机制不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联动不畅以及政社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究其缘由,主要是跨区域联合惩戒的法制供给不足、性质与功能存有争议、信用一体化机制发展不均衡以及类型化合作规制不力。为规范跨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需以法治原理为逻辑,健全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行为模式与清单体系;以合理行政为原则,建立跨区域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的联结与对接机制;以部门联合为模式,构建跨区域联合惩戒的强制性措施和推荐性措施;以合作治理为取向,对跨区域行政性、非行政性联合惩戒措施实行公私合作。

再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信”的含义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崛起重新引发关于“信”的纷争。研究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的“信”,首先要廓清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与诚信原则、社会信用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维护的“信”与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没有关系的观点存在曲解;其次要明确“信”这一概念的论域,法律领域的“信”和社会领域的“信”容易混淆;再次要将“信”置于诚信社会建设、社会信用立法等因素组成的整体关系网络中系统衡量。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设定的实践观察与立法纠偏

失信联合惩戒是基于信用治理而产生的新型监管手段,联合惩戒措施的设定标志着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立法实践的探索,发端于备忘录的联合惩戒措施设定行为已经具有“高位阶法源有限设定、地方先行立法充分设定”“综合性立法设定为主、专门立法设定为辅”“行政职权+行政目标双重导向设定”等鲜明特点。但是,联合惩戒措施泛化且始终在接受正当性考问,根源在于设定权配置的制度缺失。为此,须在清晰界定联合惩戒措施之法律属性的基础上,通过设定严重失信行为与联合惩戒措施类型实现控制联合惩戒实施的目的。在法律保留原则的中国语境中建构联合惩戒措施的设定层次,尝试划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限。

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功能锚定与路径完善

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抓手,对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中,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却出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极端化困境,造成其边际威慑效应丧失,规制效果外溢。对此,应当锚定联合惩戒机制的三维面向功能:风险监测、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针对横向与纵向脱靶现象,立体化完善联合惩戒机制的践行路径,包括以失信原因选择惩戒种类、以失信性质选择联合惩戒范围、以失信程度选择惩戒梯度、以失信整体状况建构救济程序。如此,才能推动联合惩戒机制功能的精准落靶,规范机制的法治化运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失信联合惩戒中的公民权利保障研究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推动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公民权利保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实质是通过减损公民一项或者几项权利,促使失信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失信联合惩戒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应当避免公民权利受到不当侵害,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民的人格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都有可能受到限制.我国失信联合惩戒还存在适用主体多元,适用范围宽泛以及法律依据层级较低等问题.本文旨在证成失信联合惩戒应当与公民权利保障实现平衡,确保惩戒依法依规进行.

论失信联合惩戒的正当性与限度

失信联合惩戒是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立足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法的秩序价值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也发挥了破解执行难题和营造诚信环境的作用,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正当性。但实践中,失信联合惩戒也出现了惩戒标准未细化、惩戒对象泛化、惩戒措施侵权等失范现象,有悖于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结和保障人权这三大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健全失信分级惩戒机制、限定惩戒对象范围、完善程序控制等方面加以规范,保证失信联合惩戒的良性运行。

我国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信贷效应研究——基于环保严重违法失信的证据

企业违法违规后由于受到市场声誉惩罚,信贷融资通常会规模降低、成本提高,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市场声誉惩罚可能失灵。以我国2010—2019年间环保严重违法失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我国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信贷融资效应的有效性和可能存在的局限。实证结果表明:(1)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之前,企业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不受环保违法失信负面影响;(2)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之后,企业银行贷款受环保违法失信影响而显著减少;(3)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之后,企业债券融资受环保违法失信影响平均为负但并不显著;(4)我国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信贷融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缓解了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黔人社发〔2022〕30号)

各市、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规范我省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联合惩戒机制下失信行为的认定

联合惩戒机制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失信行为的认定是适用联合惩戒的前提。司法实务、学术探讨与规范层面形成“失信行为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共识,但在界定与辨别上各有侧重,反映出认定依据法律位阶低、各地认定做法不统一等现实问题。失信行为应同时满足违法性与严重性要件,用以区分其与一般失信行为的不同。从行为表现与特点入手,可以将适用联合惩戒机制下的失信行为划分为不履行契约义务的行为和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论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性质、正当性与完善路径

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措施针对不履行义务和妨害民事执行两类失信行为。惩戒不履行义务失信人是民事执行行为,目的是促进义务履行;惩戒妨害民事执行行为人是处罚行为,目的是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改变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机制并设定惩戒措施,其他机关对妨害民事执行行为实施惩戒都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合作备忘录》不应设定惩戒措施,而应立足于规范联合惩戒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失信被执行行为,联合惩戒是间接惩罚,须重视失信行为直接惩罚,辅之以间接惩罚。对妨害民事执行的失信行为,应由法院采取直接惩罚措施,联合惩戒应主要针对不履行义务的失信行为。

失信联合惩戒的限度研究

明确失信联合惩戒限度是保障失信人合法权益,促进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与诚信社会建设目标相契合。当前失信联合惩戒实践存在着失信行为认定不一、惩戒对象泛化、惩戒措施模糊、随意联合等问题。这与对诚信社会的认识偏颇、失信联合惩戒功能错位有关,亦是制度供给不足的必然后果。而要走出失信联合惩戒的泛化困境,需要在划定失信联合惩戒范围时遵守禁止不当联结、明确性与比例原则。与此同时,通过优化制度供给,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以及加强事后监督机制来保障行政机关恪守失信联合惩戒的界限。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在此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失信联合惩戒逐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在于其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信用风险管理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则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失信联合惩戒专题研究

为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作用,我国近年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推行职业资格改革、取消证明事项等。这些改革意在放松管制,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作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措施。为解决放松管制后可能出现的市场混乱及社会失序问题,失信联合惩戒作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手段出现并被广泛运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促进社会诚信、减少各类违法行为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执法部门普遍反映其“好用”“管用”,但该制度也面临缺乏法理依据、法律依据不足及被滥用较严重等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老赖联合惩戒制度分析

文章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探讨联合惩戒制度对于老赖行为遏制作用的理论逻辑和依据。通过规范分析、博弈分析和比较分析,指出了联合惩戒制度实施前后,在侵害人交易成本提高、收益降低和被侵害人交易成本降低情况下,侵害人停止机会主义行为和被侵害人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是最优策略。肯定了联合惩戒制度的作用,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的建议。

失信联合惩戒的法制化研究

对失信行为的惩戒与对守信行为的奖励并非只是“硬币的两面”,对信用相关活动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并不对称。事实上,近年来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取得良好效应的同时,个别地方在社会信用联合惩戒实践中出现了过罚不相当、惩戒措施泛化、黑名单管理失当等现象,引起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厘清和准确界定信用联合惩戒与行政的关系,做好有效衔接意义十分重大。

交通安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行政法检视

从法治主义视角看,交通安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目前尚游离于法律与行政的中间地带;从行政过程论视角看,交通安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内外部结合、多阶段多性质行为的集合。实践中交通安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失信行为认定不统一、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定性模糊且行为法根据不足、程序规制和救济机制欠缺等问题。通过明确其公法定位、提升立法位阶充足法律依据、统一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完善程序规制和救济机制等方式,将交通安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纳入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治体系,有希望与交通行政处罚、记分管理一起成为交通安全管理实效性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

信用修复机制的立法现状与法治化路径——在失信联合惩戒的制度背景下

信用管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环节中的重要手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则是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近年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失信联合惩戒的制度建设,但治理模式主要还停留在“政策治理”而非“法律规则治理”的层面。在促进社会良好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下,信用修复制度是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背景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结合失信联合惩戒的实践,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中的信用修复制度建设为重点,认识当前信用修复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经验,是我国信用修复法治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