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以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为例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慈善事业也开始迈入新阶段。在开展救济的过程中,以盛宣怀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不断拓宽救济范围,逐渐突破传统善堂的局限。为了更好地缓解灾民之苦,盛宣怀与江南绅商在慈善救济上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共同创办一系列慈善机构。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是盛宣怀和江南绅商联合救济事业的典型,二者的管理运作模式与传统善堂相比,有很大突破,深刻烙印着“南人”办事的色彩,开办模式既影响了同时代的慈善机构,也为传统善堂向近代新型慈善机构转变提供了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的助华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发轫于民间援华组织的联合思想,在亨利·鲁斯的推动下成立。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不断完善组织运作方式,在加强中美救灾合作、募捐援华物资、输送助华物资、开展救济重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在美国发起的最大的民间援华组织。透过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其与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文化项目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救济援助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与湖南农村重建工作述论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长沙、常德、岳阳、南县四地开展了农村重建工作,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救济与善后相结合,并以"善后"为根本目的;二是将农村工作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注重民众的启蒙、农村风俗的改良和农民科学意识的养成。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农村的重建工作是美国民间对人道主义精神和慈善理念的发扬,构成了战后中美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解放区的救济事务

联合国救济善后援助原本是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重达250万吨的联总物资,意外地卷入一个内战的国度,最终可能直接或间接转化成影响战局的重大要素,难免引起交战双方的激烈争夺。国民党政府利用其接收、分配联总物资的权力,极力阻挠解放区公平分享联总物资。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据理力争和联总驻华办的同情支持下,解放区获得大约8万吨联总物资。这有力地维护了解放区人民应得的利益。

对开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探索和思考——以五原县“检察机关+”的联合救济平台为例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地改善司法救助申请人的现实急迫困难,缓解社会矛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起步较晚,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制度建设的经验。本文以五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意图阐述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述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伟大斗争。抗战时期,以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为代表的美国民间组织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塑造积极抗战的中国形象,从而成功动员美国民众对华募捐,助力中国抗战建国事业。然而,其塑造的中国形象以美式价值观为核心,援助表面基于人道精神,实则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准绳。显性救济和隐性殖民是美国援华的双重面相,意识形态斗争是近代中国抗战建国的一条隐秘主线,只有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迎来独立与解放。

抗战后黄河归故救济善后再研究

1938年至1947年黄河的两次人为改道,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以往对于抗战后黄河归故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其中牵涉的政治权力斗争,而忽略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技术性问题。本文拟利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件,发掘和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黄河归故以及内战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进一步探讨黄河堵复的重要时间节点、国民政府关于此问题的决策机制和过程、解放区的救济渠道以及黄泛区的善后等问题。

外援与重建:中国战后善后救济简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庞大的善后救济计划成绩斐然但不无遗憾,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不得不卷入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纠葛和战争冲突之中。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理想,但却不幸遭遇了中国政治纷争的冲击。

1945年—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是1945年国民政府为接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在它存在的3年时间里(1945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共接收联总物资236万吨,价值逾5亿美元,并开办了多项紧急救济与战争善后事业。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行总的善后救济工作做初步评析。

联合国官员严斐德苏皖边区考察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有百年,经过数代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者的努力,国内所存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已有非常细致的发掘和研究。近年来,海外所藏的中国革命档案,愈加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有着诸多宝贵的发现。经过仔细发掘,笔者发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在解放区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的部分档案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有关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状况的报告。本文基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官员Fritz A.Jensen(中文名严斐德)的苏皖边区考察报告原始档案写成。[1]通过严斐德的记录,可以增进学界对抗战胜利前后苏皖边区状况的了解。

1946—1947年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述评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国民政府运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的大批物资,在其统治区内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善后救济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居间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反共内战,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又使善后救济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本文拟对善后救济工作的起源、推行及其利弊作一探考。

从联合国归来谈联合国──访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

从联合国归来谈联合国──访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韩琳“联合国是一面镜子。它的发展反映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主要潮流，也反映了历史潮流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障碍和问题。”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的时...

甘乃大女士与罗格斯大学藏华中救济工作档案(1946)

美国罗格斯大学收藏有一批与抗日战争结束后华中地区善后救济有关的原始档案。这批资料于2008年在图书馆内被发现,收藏者是美国社会工作者罗丝·甘乃大,是甘乃大女士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湖北分署工作期间经手的文件。应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湖北分署副署长的杨显东博士的要求,甘乃大还介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的救济工作。这批资料对于研究联总的历史、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当时的国共冲突均有价值。

战后国共关于黄河工程博弈中的美国因素

1943年11月9日,同盟国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联总”)。这是二战时期最大的政府间救灾组织,旨在联合国控制地区开展有计划的系统的国际救济和善后工作。194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作为联总在中国的分署,办理中国收复区的善后救济事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以下简称“联总”)孕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战后初期战争受害者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 ,美英两国决定动员其本土未曾遭受敌国直接入侵的联合国成员国捐资 ,对战争直接受害国及其难民提供大规模善后救济援助。为执行上述使命 ,联总应运而生。短短两年间 ,联总将价值 39.6 8亿美元的 2 4 1 0万长吨 (即“度、量”单位简称 )稀缺资源无偿地馈赠给中国、波兰、南斯拉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人民 。

战后工业化的努力:乡村工业示范的兴起和发展

乡村工业示范是抗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下建立的一个农业善后项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倾向于使之能为善后救济生产物资,而中国人则希望由此能促进中国乡村的工业化。结果,示范组未能有效的实现生产救济物资的目标,却为乡村工业示范做了大量的准备。联总结束后示范组改为示范处,示范处则明确了促进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宣称不再具善后救济性质,并积极开展了以技术推广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工业示范活动。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乡村工业示范事业最终黯然结束。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查报告

Ⅰ绪言自二十七年起豫省即一部沦入敌手,近年来旱灾、蝗灾、匪灾及黄河泛滥等灾相继而至,迄三十四年秋季止,全省一百一十县中儿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二十七年之黄泛与三十一年之旱灾,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三百万人,其灾祸之重,实为全国所罕有。本署召[有]鉴及此,爰于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由调查处派敬之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穆懿尔(Reymond.T.Mayer)与专员班乃尔(Mildred Bonnell)二氏暨农林部代表王绶由渝经陕赴豫实地视察该省战时农业损害概况,但实际调查时除着重搜集农业资料外,关于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