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

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丽江木氏土司政治联姻研究

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不乏以联姻方式与原先敌对的国家或民族谋求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例子。联姻可以避免战争带来的灾难和危害,推动联姻双方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及共同发展,因而成为许多民族和国家喜欢推行的柔性对外政策。位于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力。本文通过发掘史料,深入分析木氏土司采取的政治联姻措施对木氏家族得以传承百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意义。

试论元丽两国政治联姻关系

元丽关系已超出理论层次的宗藩体制,蒙元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勒索,使高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半独立状态下的百年联姻史中,强权政治表现为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随着元朝的衰败和高丽恭愍王的反奇氏运动,宣告了元丽联姻的结束使高丽从半独立状态下的解脱出来。元丽百年政治联姻揭示了元在联姻中的政治干涉以及元丽两国的不平等关系。

从联姻政治看木氏土司的发展

和亲为不同民族或原来的敌对国家之间以联姻为手段共同谋求和平的方式,它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柔和政策,历来为各国所推崇。纳西族木氏土司历经元、明、清三朝共22代,承传470年,得益于多方面的不懈努力。笔者认为,木氏土司推行的联姻政治、文化和亲便是其重要原因。

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家族与清皇家的世代政治联姻考述

僧格林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目前人们对他研究及了解较多的是其军事活动，而对其家世及其家族与清廷统治阶层的关系则知之不多，影响了对他的全面了解及其研究的深化。主要原因是这方面的资料甚少。……

政治联姻:春秋时期“淫风流行”之社会原因新论

春秋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周礼"遭到全面挑战,人们往往用"礼崩乐坏"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同样,在当时社会的婚姻生活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毛诗序》往往用"淫风流行"来形容这一社会风气。目前学界对于春秋时期出现的"淫风流行"现象关注较多,然而关于"淫风流行"的社会原因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简单地归结为当时尚处于婚姻礼制的早期阶段,或笼统地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影响。事实上,春秋时期之所以出现"淫风流行"的现象,有着深刻而具体的社会原因。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邦国关系瞬息万变,传统的政治联姻所强调的"信"德逐渐被"利"所取代,人们的婚姻观念与贞节观念也因此逐渐淡漠。此外,周代礼制自身的弊端也是促使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清朝前期政治联姻的多种形态及影响浅析

清朝建立前,满族统治者就与蒙古王公进行政治联姻,入关后又与降清的吴三桂、尚可喜等汉族上层人物建立政治联姻的关系。这些联姻都为清朝灭亡反清力量、统一全国、稳固边疆产生过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三藩之乱”之后,清朝皇室与汉族上层人物的联姻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蒙古各部控制着当时中国西北、西藏、青海地区,王公之间也通过联姻形成了微妙的多边关系网络,该网络又在清朝稳固西北、西藏的战争中被打碎。本文以相关文献为依据,重点论述从顺治时期至乾隆初期“满汉联姻”“蒙蒙联姻”等的演变,比较清王朝统治者对这些联姻态度的异同和变化,浅析这些联姻对清前期皇权稳固、边疆治理、国家统一的影响,讨论“满蒙联姻”具有持久性的外在原因。

“和亲”辨义——对“和亲”即政治联姻传统观念的质疑

关于“和亲”研究，自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发表以来，至今相关论文已不下数百篇，而且还陆续出版了《汉唐和亲研究》、《汉唐和亲史稿》、《中国古代和亲史》、《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等专著。在这些论著中，“和亲”一词几乎无一例外均被解释为“政治联姻”。其实，在我国古代虽有个别“和亲”事件包含有婚姻内容，具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但大部分都没有，皆与政治联姻无关，如宋辽澶渊之盟即被司马光等时人及后世学者反复名为“和亲”。

皇族病：政治联姻的悲剧——疾病的社会史之四

在人们的想象中，国王为子女选择的婚姻定是最美满不过的：一个是年轻英俊的白马王子，一个是美丽绝伦的优雅公主；举国同贺，婚礼豪华，有各国的元首或要员参加；服装、住房、饮食、交通工具，应有尽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试论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问题——以唐与突厥“和亲”研究为例

唐与突厥＂和亲＂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研究者所持有的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不统一,所以他们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当前唐与突厥＂和亲＂研究显得十分混乱和矛盾。判定政治联姻的真正标准实际上包含三个缺一不可的方面：必须有婚姻内容,或者说,必须有女人参与;发生于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当事双方要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确立相应的姻亲名分。

略谈中国古代的政治联姻

中国古代的政治联姻，演变为政治家们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具有极强的功利色彩。

浅论《诗经》中的政治联姻

夏传才在《诗经讲座》中提及到：＂周代是宗法社会,为保障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宗法制秩序,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而必须确立婚姻关系;而贵族社会的婚姻关系同时也是政治关系,通过婚姻关系在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周代社会中,不管是在周朝建国之前还是在建国之后,都一直存在贵族间的相互联姻,这对促进周部族的发展、维护周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吐蕃时期政治联姻对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影响

政治联姻是吐蕃政治制度框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吐蕃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决策部署,贯穿于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不仅影响了吐蕃王朝的发展走向,而且对吐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吐蕃时期的文献材料,探讨政治联姻的概念界定,划分联姻的范围及种类,并对政治联姻如何影响吐蕃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论述,认为政治联姻是吐蕃王朝强国护政的重要手段。

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为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春秋时期邾国政治联姻初论

历史上春秋时期不光是一部大国之间的诸侯争霸史,也是小国的夹缝求生史。大国争霸导致战争频仍,小国处于大国的夹缝之中,不免受到战争的侵害。无论大小国家,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普遍采取联姻手段与别国缔结联盟,陈鹏认为"亘中国婚姻史之全部,自天子至士大夫,其婚姻之缔结,多属政治行为",把婚姻国视为盟友并向其寻求援助,是春秋时期的常态。

政治联姻?

6月18日，蒙牛正式向雅士利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从雅士利第一大股东张氏国际以及第二大股东凯雷亚洲基金全资子公司CA Dairy Holdings手中购得约75．3％的股权，最终涉及金额将在87亿元人民币左右，成为国内乳仓最大金额的并购。

先秦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的形成

外戚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产。从西汉吕后到东汉梁氏,从唐朝武则天到清代西太后,它如同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肿瘤,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给本来就畸形发展的封建社会带来更多的畸形,使本来就踽踽独行的封建历史更加举步维艰。所以,研究外戚政治的产生,对了解外戚政治本身乃至于中国封建政治本身,都是极有帮助的。本文拟从先秦宗法制和政治联姻入手,对外戚政治的形成作一粗略探讨。

欧尔班背书特朗普,匈美右翼保守力量政治联姻

3月8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专程赴美国佛罗里达州,在海湖庄园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在2024年美国大选揭幕、欧洲普遍担忧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背景下,欧尔班此行既没有得到拜登政府的邀请,也不曾谋求与拜登见面,而仅以私人身份拜会特朗普,这种外交方式格外引人注目。

政治婚姻与晋文公称霸

政治婚姻与晋文公称霸马晓丽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他的称霸，固然与他长期在外的磨难和回国后的整顿内政有关，但也与他同狄、齐国、秦国的政治联姻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论述。一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之子，自小好士，到晋献公作太子时，他已长大成人。...

宋辽无联姻现象再解析

北宋年间,虽然北宋与辽发生三次关于联姻的讨论,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宋辽联姻并未实施。自此汉民族国家与周边民族政权无联姻的现象被诸多学者归因于民族偏见,所得结论有失偏颇。北宋开始无联姻是出于汉民族对于联姻政策的反思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其本质是汉民族国家以实际利益交换而维持与周边民族政权的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