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人与宗族——以民国时期汕头市联宗组织为研究对象

本文试图以20世纪前30年广东省汕头市的3个联宗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组织祠堂建筑、族产设立和使用、族谱编撰的事实,来理解时代、地域和宗族创建人对宗族形态的影响。认为:一、在这一时期汕头的联宗活动中,商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汕头开埠后的商业发达、竞争激烈密切相关。联宗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宗族的力量,提高竞争力,获取更大利益。二、这些联宗组织,跟明代以后发生的联宗比较,在形态上并无多少新创制。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几乎所有创建人都希图通过族谱的修纂,建立如同"实体性"宗族那样有等差的秩序,强调尊卑大小的观念,而否定联宗组织本然的"权利对等"的"民主"因素。这可以解释为:这一时期汕头出现的联宗组织又是对时代思潮冲击的反弹。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