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的援引与解释——“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

“联立公司案”展现了保护规范理论司法适用技术的发展,将保护规范的援引扩充到程序规范、职责规范和制裁规范,对规范保护对象采取了实质化的解释方法,解释结论也以保障诉权为价值取向,充分考虑了规范实施效果和其他权益救济渠道的有效性。为了避免对本案裁定的示范意义产生误解,需要明确:保护规范理论中的第三人限于规范结构的受益对象;程序规范对实体法权益原则上仅具有指引和辅助解释的功能;该理论重在解决利益属性的规范评价问题,而被诉行政行为与利益侵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立,应是该理论适用的前提。

我国行政诉讼中“保护规范理论”的渐变和修正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仍未能带来稳定、客观化的原告资格判断框架。在后续多个案件中,规范保护意图的解释路径发生渐变。联立公司案中,保护规范的识别范围由"实际依据的法律"变为"依据和应当参酌的法律",从而使判断关键词由"应当保护的权益"变为"应当考虑的权益或负担",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但也增加了保护规范识别和援引的不确定性。殊途同归的是,美国法上原告资格判断要件也关注受损权益和法律间的关系,其中"利益区间"判断思路,将法律附带保护或规制的对象纳入利害关系人,无须扩张保护规范的识别范围,但同样有扩大原告资格的功能,或有借鉴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