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的新进展

[研究目的]继2016年之后,德国联邦议会于2021年3月再次对《联邦情报局法》进行修改。该法对情报机构收集境外外国人情报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对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的新进展进行研究能够把握域外大规模情报监控及其监督制约的最新动向。[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规范分析,对德国联邦情报局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及其监督机制进行系统梳理;通过理性思辨方法,对该制度的新进展进行评析。[研究结论]德国2021年修改的《联邦情报局法》以《基本法》域外效力为基础,从监控目的、具体事由、事前审批、监控所收集数据的处理与留存、特殊数据保护、监督机制等方面全面重构了境外通讯战略性监控制度,且基于《基本法》域外效力的区别立法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但适应性测试、截取通讯量限制等制度在贯彻比例原则上仍存争议。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与美国《反脱离联邦法》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与美国的《反脱离联邦法》都是反分裂法,但两者又存在很多差异,主要表现在: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宪法依据不同,法理依据不同,立法目的不同,适用范围的不同和法律效果不同。

德国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主体的法律保障及其启示——基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文本分析

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除了企业自身积极参与以及其他社会条件支持外,还需法律予以确认。这种确认既是对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主体地位的认可,也是一种倡导和规范。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以法律保障,凸显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促使德国职业教育得以健康发展。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历史、实际效果以及法律的及时巩固与更新有因果关联。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传统与现实以及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中国职业教育法律的改革与完善以及职业教育实践发展具有现实启示价值。

美国联邦图书馆立法研究

《图书馆服务法》、《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和《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是三部美国联邦图书馆法,分别颁布于1956年、1964年和1996年,本质上是一部法律的演变与继承。论文阐述了美国联邦图书馆法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美国联邦图书馆法的立法目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特点,并指出从美国联邦图书馆法的演变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以人为本、图书馆角色多元化、图书馆服务系统化。

论《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与我国反恐立法之构想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了步伐,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是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反恐立法,借鉴其先进经验可以促使我国反恐立法的完善。

依法治体——俄罗斯联邦体育改革与启示

简要介绍近年俄罗斯联邦通过对体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进程。分析《俄罗斯联邦体育运动法》的主要特点,即明确了体育运动领域中的法人和体育人概念,规定了体育运动领域的12类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等。俄罗斯联邦政府依据《俄罗斯联邦体育运动法》,批准制定了《俄罗斯联邦体育部章程》《俄罗斯联邦组织运动员培养方法指导》《俄罗斯联邦发展体育运动国家计划》等。遵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提出首先要完善我国《体育法》的建议,确保依法治体、依法行政。

伊拉克《联邦法》的由来及其影响

2006年10月11日,伊拉克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标志着战后伊拉克在通向联邦制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伴随着《联邦法》的通过,伊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更加激烈,枪杀和暴力事件不断加剧,使伊政局走向更趋复杂。

德国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法律的特色与启示——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例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做出具体规定,具有严格教育企业的资质要求、明确企业与个人的职业教育关系、协调各类职业教育机构的教学活动、确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增强行业协会对教育企业的认定和监督等特色。

奥地利现代学徒制法案的文本分析--基于2015年版《联邦职业教育法--联邦学徒职业教育法》的解读

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与保障。2015年颁行的奥地利《联邦职业教育法——联邦学徒职业教育法》其文本在内容上明确职责,面面俱到;结构上条理清晰,法法相连;职能上权力下放,多方兼顾;权益上关注弱势,注重公平。该法案的这些特征启示我国现代学徒制法案建设可从细化学徒模式中的相关对象,详细制订法文;注意与其他法律紧密结合,结构层次分明;给予地方教育部门更多自主权,倡导多元合作;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四个方面入手。

《瑞士联邦档案法瑞法》述评

《瑞士联邦档案法》是瑞士联邦档案法规体系的核心,是瑞士联邦档案工作的基本法。本文通过对《瑞士联邦档案法》的介绍,指出其对瑞士联邦档案工作的影响,并总结出其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启示。

对我国国徽法相关问题的思考——兼与《俄罗斯联邦国徽法》比较

国徽是国家的象征与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共15条,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1991年3月2日通过,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世界上对国徽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甚少,《俄罗斯联邦国徽法》较为典型。与俄罗斯国徽法相比,我国国徽法的立法目的稍显局限,国徽法有些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也存在一些遗漏。该法的作用更大意义上在于国家政权的宣示,故加强国家机关的相关法律责任,培养其法治精神尤为重要。

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制度的思考——以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为例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选拔、聘任、奖惩以及救济制度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影响行政复议活动公正性发挥的现象。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中的选拔、聘任、奖惩以及救济采取分散管理权力的方式,以保证行政法法官的独立性。本文分析了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的特点,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制度建设的具体建议。

转型时期美国食品药品的法律监管研究——以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出台为中心

百年前的美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就是诸多问题中的一种。为了有效解决食品污染问题,多方之间进行了良性互动:美国政府改变了奉行已久的消极不干预的政策,积极介入;如火如荼的社会进步运动使得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纷纷参与;独立的新闻媒也致力于揭发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的黑幕。最终,他们共同推动了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的迅速出台,有效规制了食品污染问题。

美国《联邦储备法》的理论基础

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理论基础是真实票据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合格商业票据的贴现机制,即对商业票据的贴现实施质的控制,使货币和信贷供给与农工商业生产流通保持同步,从而避免货币供给的短缺或膨胀。真实票据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是相对立的。与中央银行体系结合的真实票据理论,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而是一种被动适应经济周期的理论。20年代早期,美联储开始放弃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消极的货币政策,转而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转型期美国食品法律规制研究——以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为中心

一百多年前的进步时代时值美国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食品掺假尤为严重。为了有效缓解食品掺假的严峻形势,美国政府改变奉行已久的消极不干预政策,积极介入;以哈维.维利为首的监管官僚也努力推动针对食品的全国性监管;独立的新闻媒体则致力于揭发食品生产领域中存在的黑幕。可以说,这三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开启了美国食品监管的"联邦化"序幕。如今重新审视这一重要法典,对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出现的弊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美国版权担保权益完善中的联邦法优先原则探微

在版权担保权益完善问题上,美国版权法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各不相同。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版权法优先于州法既有宪法依据,又有UCC自身的遵从条款。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体现并深化了与制定法精神相一致的联邦法优先原则。

当代瑞士文化法制建设新进展——《文化促进联邦法》述略

2009年底,瑞士联邦议会通过了《文化促进联邦法》,并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是瑞士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化发展方针。该法授权联邦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多元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等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大力促进文化发展。同时,该法还对承担"一臂之距"中介职能的瑞士文化基金会,重新规范了其组织与管理。该法是瑞士文化法制建设因应时代发展所做出的重大创新,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瑞士体育运动促进联邦法》解析及对我国《体育法》修改的启示

对《瑞士体育运动促进联邦法》的立法背景、结构框架和内容特点进行解析。《瑞士体育运动促进联邦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从立法背景、民主立法机制到立法内容,高度重视大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强调公平与安全,明确政府职能,规定不同机构部门的协调合作以及与国际体育事务和规则的衔接,体现了其独特性。其对我国《体育法》修改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生物安全立法与实践

独立30多年来,俄罗斯生物安全问题很多,主要包括“苏联遗留问题”带来的国内生物威胁没有完全消除、生物安全治理投入有限、外部威胁对俄罗斯生物安全影响不断上升、美欧国家提升生物安全级别给俄罗斯带来严重警示以及国际社会协作不足等。进入21世纪以来,普京政府对俄罗斯生物安全进行规范与治理。俄罗斯生物安全立法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按照传统立法,把化学和生物作为一个安全领域,统一规范;二是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在2009年、2015年和2021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对生物安全做出规定;三是对生物安全单独立法,于2020年正式公布了《俄罗斯联邦生物安全法》。俄罗斯政府用立法规范生物安全活动,并在实践中完善立法,通过落实法规,提升生物技术的科技水平,加大资金保障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强生物安全跟踪和监测,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努力提高生物安全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