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赠地学院到“全球”研究型大学——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发展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

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是美国公立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1862年《莫里尔法案》加速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石。步入20世纪,面对纷繁的国防、医药、经济等国家要务,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日趋巩固,美国公立大学不断壮大,科研规模及实力与日俱增。得益于联邦资助,当前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已超越地域性,转型为全球知名研究型大学,与私立研究型大学一道成为美国创新的双核。

《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与美国联邦政府教育角色的变迁

伴随《初等与中等教育法》(ESEA)40多年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三次较为明显的转变。第一次转变以《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签署为标志,从此前的"局外人"转向"资源提供者";第二次转变以1988年和1994年的重新授权为标志,由"资源提供者"转向"标准倡导者";第三次转变以2002年的重新授权为标志,由"标准倡导者"转向"问责要求者"。

加拿大高等教育协同治理的现代性分析——联邦政府的角色转变与治理实践

协同治理是加拿大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路径。以诠释为治理分析取向,以爱默生等人的协同治理综合分析框架为参照,在考察加拿大高等教育协同治理的一般系统情境、协同治理制度、协同治理动态的基础上,对联邦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财政联邦制"所开展的协同治理行动展开系统分析,并从治理主体结构优化、协同治理行动策略、治理目标统筹等方面对其治理行动的特征做出归结。借此以揭示联邦政府如何在长期面临"加拿大联邦制"及缺乏联邦高等教育治理实体等历史性挑战下,通过自身治理角色转变及治理实践促进加拿大高等教育不断实现法制化、民主化、可持续发展。

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变”与“不变”

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钟摆”问题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但我们对于“钟摆”问题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对一次又一次教育改革浪潮的叙事之中,更重要的是理解“钟摆”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经研究,本文认为,战后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钟摆”问题所遮蔽的是联邦政府角色的持续扩张;这是自公共学校运动以来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集权化倾向的体现,究其原因是美国在镀金时代新中产阶级崛起使得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不断扩大,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推进。这一社会框架使得集权政府、市场机制、阶级、教育与文化的“嵌含”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形态,发挥了巨大着“向心力”作用,使得教育改革乃至整体的社会改革就如同“钟摆”一样,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流价值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