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量刑指南》之于美国确定刑改革

19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量刑制度实行不定期刑,法官及假释委员会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刑罚裁量差异悬殊。为了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国会牵头发起了确定刑改革,《联邦量刑指南》是确定刑改革的重要举措。2005年Booker案后,指南的效力从刚性转为柔性。指南未遂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之初衷,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刚性指南破产有其必然性,源于内忧外患双重危机。于内,指南缺乏优良规范之品质,于外,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失衡激起积极主义司法之反戈。但指南部分表达了量刑实践理性,柔性指南仍有存在的价值。

涉恐犯罪刑罚政策的理性反思——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司法适用经验为视角

作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理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但涉恐犯罪的刑罚适用不能僭越罪刑适应的比例原则,单纯从反恐的刑事政策出发一味从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涉恐犯罪的加重处罚条款,因为不考虑被告人的人身特质与犯罪的危害程度,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仅面临量刑裁量权滥用的质疑,更无法有效实现对涉恐犯罪的打击与震慑。这种司法适用经验,对已经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具有相当现实的参考价值。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历史、现状与量刑改革新动向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强制施行存在一定局限,未能达到消除量刑偏差、实现量刑均衡与一致的目标。联邦量刑指南引发的问题包括:面临违宪指控;降低法庭的对抗性;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量刑事实的格式化、数据化具有不可持续性;使诉讼参与主体不堪重负;增加司法成本等。联邦量刑指南至今仍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挥影响,美国量刑改革的动向是对传统量刑模式与量化量刑模式加以辩证扬弃。我国量刑改革的主要不足在于:量刑存在定量或自由裁量两极化现象,容易纵容量刑失衡乃至走向极端;没有设立量刑改革的专门负责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存在诸多问题乃至难以适应公正量刑的需要;缺乏系统的程序规制等。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强制性效力转向及其蕴意

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强硬应对犯罪”政策和“刑罚严厉革命”政策,以《联邦量刑指南》为重要举措的定期刑改革是其关键一环.《美国法典》第18主题与指南手册规定了指南的强制性效力.然而,指南的合宪性自始面临拷问,遂导致指南强制性在判例群中逐而瓦解.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ooker案判决中剔除了关于指南的强制性效力的条款,指南效力由强制性转为建议性.自此,指南在实践适用中发生不小改变,但仍然获得较好遵循.以优良法规范之根本标准——有效性、公正性谛视指南,发现指南的被认可度较高,其即量刑实践理性之体现,建议性指南是实现量刑公正的优良工具.

美国联邦量刑过程中无罪开释行为的适用之惑及其应对策略

联邦量刑程序是美国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官适用被告人经陪审团裁定无罪的行为加重量刑的惯例饱受违宪质疑。本文通过分析经典判例,立足政策性评估,从前量刑指南时期、强制性量刑指南时期和参考性量刑指南时期分别考察了无罪开释行为的适用性争议。该实践惯例不仅阻碍陪审团行使职权、危害裁决终效性,还折损公民庭审参与权和民主合法性,造成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失去信心。应从立法完善、宪法解释、行政干预、法官自控等途径着手,寻求逐步限制直至消除适用无罪开释行为的有效途径,推进"以事实为驱动、以犯罪为导向"的量刑改革的顺利进行。

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与量刑双轨制——美国量刑改革的发展演变与新型量刑模式的确立

19世纪以来,美国量刑改革经历了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以及混和量刑三种不同模式。酌定量刑时代推崇康复思想与矫正刑,司法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节制。量化量刑时代重在消除量刑偏差与实现量刑均衡,通过设置形式化、量化的规则和标准指导量刑,极大地约束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双轨制量刑模式特点是法律的形式规制与法官的直觉感悟并重,确定量刑与不确定量刑混融。与量刑双轨制相对应,美国在量刑委员会的功能与定位、量刑指南的简化以及量刑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布克案后美国量刑改革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联邦最高法院在布克案中裁定联邦量刑指南的强制性规范失效。布克案后,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仍然对量刑发挥一定影响,美国量刑改革的趋势是在纯粹的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之间寻求平衡。布克案后美国量刑改革的主要变化有:改革量刑指导机构,完善其结构和功能;在量刑均衡与量刑偏差、量刑一致性与量刑个别化之间寻求平衡;精简联邦量刑指南的量化规则和标准;合理规范和引导司法自由裁量权;理性对待事后条款的适用;规范与完善量刑程序。美国量刑改革的启示:设立专门负责量刑问题的独立机构;理性规制而不应刻意限缩司法自由裁量权;认真对待酌定量刑情节;合理运用量化的量刑规则;适时修正量刑依据和标准;建立针对性强、卓有成效的程序规则。

美国联邦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实践操作

由美国联邦检察官主导的辩诉交易按照罪名协议、量刑幅度约定、犯罪行为陈述、指控合作协议的流程稳步运行。辩诉交易的正常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联邦检察官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联邦检察官的职业文化是职务犯罪案件辩诉交易程序顺利运行的非正式操作机制。联邦检察官在实践中严格地遵循程序，告知被害人承办案件的进展情况，包括完成辩诉交易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供与庭审和量刑有关的必要信息。

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中的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

中国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的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往往并不熟悉该制度的实际操作程序以及该程序的目的,由此导致一些曲解和误读。本文试图通过详细阐释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在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中的具体运作,以期能使中国法律界人士对美国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以及相关的问题有更深入地了解,并对中国刑事司法中处理类似问题有所助益。

美国的版权犯罪刑罚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论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

新一轮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开展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这需要不断从域外和司法实践中寻找经验,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从域外看,美国的联邦犯罪刑罚制度主要由《美国法典》中的版权法刑事责任条款和《联邦量刑指南》的规定组成,前者对量刑基本制度、刑罚种类、涉案财产处置及被害人赔偿制度等进行原则性规定,后者则通过量刑的具体操作、脱离因素的判断等负责量刑的具体落实。美国的这套量刑规则体系明确而规范,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发。思考现阶段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应当继续坚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建立一套独立的量刑规则体系,但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要谨慎。未来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在量刑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必然会实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利目的,但由此而来的量刑公平问题更值得深思。

对“有效合规计划”的反思

在刑事法律中确立“有效合规计划”的基本标准,始于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后来为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所接受,目前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在确立刑事合规制度时所形成的一种传统。“有效合规计划”的法律标准之所以要确立,主要是考虑到企业仅仅有一项书面的合规文件还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和发现企业内部的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