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中的聘财返还法

唐时,当色为婚合法,异色为婚非法。合法的当色为婚中,若女方随意悔婚,或男方自悔,或女家一女两许,或出现妄冒为婚行为时,聘财返还遵循过错方承担相应经济损失的原则。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一般也遵循这种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若异色为婚出现妄冒为婚且聘财等于或超过法定数额下限,量刑重于徒二年,则计“婢赃”定罪,依“诈欺”,准窃盗罪论处,量刑随聘财数量的层级递增而逐渐加重,最高刑罚为加役流,仅次于死刑。唐律中关于当色为婚与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规定,突出了唐律的阶级属性,旨在维护既有的身份等级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宋代聘财与聘财争讼

宋承唐律,规定了聘财数目的下限,宋真宗、宋仁宗和宋徽宗时期的聘财等第,明确了社会各阶层聘财的上限。宋代聘财等第的修订与颁行,折射出当时聘财数目的节节攀升及官方对聘财问题的重视。宋代聘财纠纷,大多发生在婚约取消时,少数出现在新婚夫妇和姻亲之间,一女许两家的聘财争讼及法官裁断,作为典型案例被收入《名公书判清明集》。聘财事件虽属细事,但升级为刑事案件的亦非个例。以此观之,宋廷对聘财失序的重视和矫正,亦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

传统中国聘财制度的法文化解读——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聘财"无论是作为一种民间风俗,还是一种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源远流长。唐时聘财入律,这是聘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可供追溯的最早文本记载。时至今日,不论南北,每及嫁娶,"彩礼"依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从古至今,在民间"彩礼"的交付都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而"彩礼"的多寡、具体的数目直接关乎婚姻男女双方家庭的颜面、婚后夫妻间的关系乃至婚后家族能否相处融洽。传统聘财的程序意义远大于其财产意义。因此,中国传统婚姻的性质亦不能以买卖婚一言以蔽之。

宋元婚姻财产问题初探——以聘财与奁产为中心

在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上,宋元两代有同有异。"直求资财"是其共同之处;至于"资财"性质,则又有很大差别。其具体表现是宋代重奁产,元代重聘财。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蒙元时期聘财的婚俗流变研究

蒙元时期,社会结构复杂,民族关系繁复,婚姻礼俗更是复杂交错、不断变化的。研究蒙元时期婚姻聘财的流变问题,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风俗的变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代多元民族体系下的婚俗之变——以黑水城出土婚书为中心

蒙元时期,随着大批色目人入华,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婚俗亦不例外。元代社会的婚姻习俗,尤其是合同婚书的订立,将婚书从唐宋以来的礼书发展成契书,既有大量汉族传统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因素,又深受中亚、西亚等地色目人的影响,呈现出民族融合中个体性向趋同性发展的态势。黑水城作为元代多民族的聚居地之一,所出元代婚姻文献中涉及人员的民族构成呈多元化态势,不仅有汉人、蒙古人,还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色目人,各族群互相通婚,是研究婚俗变迁极为可贵的资料。通过对这些婚书中族群结构、聘财、习俗等问题的分析,探究元代黑水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体系下婚俗观念的融合与渐变过程。

谈宋人重陪嫁陋习

宋人婚嫁陋习甚多,重陪嫁便是其中之一.在宋代,大凡遇着嫁女迎亲之事,人们都喜欢围观,并且议论纷纷,而议论最多者除郎才女貌外当属陪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