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络趣缘群体聚众行为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这给我国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在虚拟网络世界的交流方式带来了由"引导者中心"到"个人中心"的变革,从而产生了链式、轮式和全通道式等多种聚合行为。由于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价值选择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行为的转向:由"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由"线性传播"转向群体成员间的"交互传播";由"一对一"的交流方式转向"多用户间"的交流;由关注"交互结果"转向"交互过程"。与之相对应,对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引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群体聚众行为的场所限制——以集会游行为中心的分析

对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以场所限制是发达国家以法律规范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大致分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公共用物"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私人场所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限制聚众群体行为的法治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论聚众淫乱行为不应纳入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非聚众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立法完善

哄抢行为应当分为聚众型哄抢行为和非聚众型哄抢行为,聚众型哄抢行为通常定性为聚众哄抢罪并无异议,但因立法滞后以及学界和实务界对聚众哄抢罪本质及罪名构造的认识一直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对非聚众型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处遇各有不同,既纵容了非聚众哄抢行为,也挑衅了刑法法益和刑法规范,有必要对聚众哄抢罪的罪名、构成要件及量刑幅度予以重新构造,以统一刑法适用,严密刑事法网,彰显刑法法益。

非聚众型哄抢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非聚众型哄抢行为是指没有组织领导者组织策划的情形下,由三个以上的人实施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无通谋地集聚并同时对他人财产进行起哄抢拿,数额较大或由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此类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而现有法律规制手段不足,使用刑法手段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通过合理限定构罪数额和应罚主体,并辅以必要的构罪情节限制,科学划定刑法化边界,最终通过把《刑法》第268条修改为哄抢罪的方式将非聚众型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中。

聚众斗殴罪基本问题新探究——以沪、苏、浙三地司法意见为样本

聚众斗殴罪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殊类型的聚众犯罪,其主观方面并不需要"流氓动机"的存在,一方认识到自己在殴打他人,同时也认识到他人是在殴打自己,此时便是斗殴的故意,至于对方是否真的是殴打的故意,并不影响到该方主观上斗殴的故意。聚众斗殴犯罪的客观行为结构表现为"聚众行为"+"斗殴行为",且属于实行行为的范畴,参与聚众斗殴犯罪的所有人都是聚众斗殴犯罪的主体,而只是刑法出于不扩大打击面的角度出发,只处罚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而已。本罪的首要分子并不等于主犯,其他积极参加者并不必然就是从犯,主、从犯的划分应当按主犯的标准进行。

聚众斗殴罪若干问题探析

聚众斗殴罪的主观要件，要求双方具备“斗殴”故意；“聚众”认定，须至少有一方达到三人以上，且要结合主客观情况具体认定。

聚众淫乱罪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我国刑法对聚众淫乱罪的处罚无法解决秘密进行的该行为与侵害公众道德情感、公共秩序的逻辑关系,也无法应对聚众卖淫不为罪的现实。通过对性的文化考察,禁欲主义是基本的传统立场,但也有性享受之事实一直存在的相反悖论,这体现出性快感和性罪恶并没有联系,现实上聚众性行为以各种方式存在着。性观念的转变和性权利的确立是秘密聚众性行为非犯罪化的条件。从分层次的道德来看,反对聚众性行为属于无法内化为法律之愿望的道德事项。作为典型的道德语言,"淫乱"一词标识着价值判断,其无法精准描述"聚众性行为"的词义。以性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看,秘密且合意进行的聚众性行为并没有突破性权利行使的底线,因而刑法惩罚的仅仅应是公开进行的聚众性行为。

“公然性”是成立聚众淫乱罪的必备要素

我国刑法以保护侵害社会善良风俗与公共秩序的法益为由,将聚众性行为纳入刑罚圈,而保护公众对性的感情以及性行为非公开化的社会秩序才是该罪保护法益之核心。相应地,秘密聚众性行为则不应属于刑法规制之内容,"公然性"应当成为成立聚众淫乱罪的必备要素。"公然性"的要求也符合刑法法益保护、人权保障和刑法谦抑原则,同时有利于刑法体系的协调和刑法目的的实现。准确界定"公然性"及其适用范围,对于完善聚众淫乱罪具有重大意义。

大陆法系国家赌博罪之比较

我国刑法将赌博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是合适的,但是,对赌博罪的规定宜具体化。我国没有规定普通赌博罪,但仍可从国外刑法中得到相关启示。对为聚众赌博而聚集赌徒的行为,可直接依我国刑法处理。在开设、经营赌场罪中,对“赌场”的理解不能照搬国外刑法理论。在常习普通赌博罪中,“常习性”应属于犯罪行为类型。同时,常习累犯不应再依累犯加重处罚。“常业”在我国刑法中属于定罪要件,“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不属于集合犯。

支付费用之聚众性行为如何定性

随着南京马尧海等人"换偶"案、薛蛮子聚众淫乱事件等进入公众的视野,社会舆论对于此类案件的争议并未因法槌的下落而止息,学术界对聚众淫乱罪的入罪、出罪展开了最为激烈的争论。对于支付费用之聚众性行为,本文的观点是本案犯罪嫌疑人甲等人在同一时间地点从事性活动,符合现行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及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大众心理的影响,聚众淫乱罪仍有保留的必要,应靠不断的修改和法律解释使之更加完备。

失范行为社会学的现状与前瞻

近10多年来,"失范行为"这一概念由大众媒体广泛传播。因此,"失范行为社会学"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一、失范行为社会学的形成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应用分支学科,失范行为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张正新金泽刚一、聚众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何谓聚众犯罪？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聚众犯罪是指“聚集特定或不特定的多人实施犯罪，这些众多的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是由于其中的首要分子进行组织、策划或指挥的结果。...

论聚众斗殴罪的若干问题

聚众斗殴罪的构成不以“流氓动机”为要件,也不要求双方都是三人以上,但要求双方都必须有“斗殴”的故意。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对致人重伤、死亡一方的首要分子、直接致害人以及其他积极参加者都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被重伤、死亡一方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无论是否受了重伤,都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对聚众斗殴罪的规定不科学,应予以废除。

两民警开警车买毒品：办公室聚众吸毒

5月11日下午，太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大队根据线索，在太原市许西收费站堵截一辆警车，查获车上两名嫌疑人员，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出1包土制海洛因。经查，二人分别为李跃波、陈建军。李跃波系山西省交通厅公安处运输公安分处六科科长，三级警督。陈建军系太原长途汽车站派出所小分队队员。据李、陈二人供认，从今年2月以来，二人通过任某开始吸食土制海洛因，并多次驾驶公安分处六科的“晋0-8307警”号警车前往榆次购买毒品用于吸食。

关注网络社群

推荐理由永远面对着变动不居时代的变化着的群体，正是教育的永恒魅力与挑战。也许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回应网络社群的诸多挑战，然而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现实特征及其未来走向，确实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如何实现公诉群体性犯罪“三个效果”相统一

[基本案情]2010年11月初,H村华某等人利用部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情绪,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以承诺反腐败成功后可以向村民多分钱为诱饵,煽动该村部分村民聚众滋事.在华某等人组织、策划、煽动下,H村部分村民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先后聚众围堵工厂、建设工地大门,围攻区政府接访工作组领导和区审计工作组成员,冲击公安派出所,挟持拘禁镇政府工作人员、堵塞道路交通、围攻殴打执行公务的民警等,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10余次越级到省政府群访.每次参与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华某等12名骨干成员分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移送审查起诉.

组织他人以电话投注参与赌博并赚取洗码费构成赌博罪

【裁判要旨】行为人组织他人以电话投注方式参与赌场赌博，并通过赚取洗码费的手段从中抽头渔利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行为，应以赌博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