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竞合抑或法律责任聚合——体育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法律责任竞合主要在法域内,意味着在诸多责任中只能有一个责任的请求权;法律责任聚合主要表现在法域间,意味着在诸多责任中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请求权。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责任竞合和聚合各有各的难点,应该遵循一般法律的归责原则,同时考虑体育的特殊性;特别是未来《体育法》修改可以在条款上予以明确。

论责任竞合、聚合与抗辩

责任竞合、聚合以及责任抗辩是判定当事人之间权益的重要方面,因此必须厘定清晰。责任竞合与聚合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责任抗辩是决定责任如何承担的重要情节与事由。

加害给付责任中责任竞合与责任聚合之辨

加害给付理论被喻为"法学上的伟大发现",它是伴随现代社会合同责任体系扩张而出现的合同法与侵权法的一个边际问题。加害给付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违约责任,是侵权责任的契约化。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倔强地坚持加害给付责任的责任竞合的绝对化处理模式,而加害给付的侵害往往具有双重性,采用责任聚合理论更符合公平正义。而且对于加害给付究竟采用责任竞合还是责任聚合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加害给付所侵害的不同利益所发生之损害赔偿加以区别。

基于责任聚合理论的酒后驾车致害侵权责任研究

近年,酒后驾车致人损害案件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已经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酒后驾车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责任聚合现象,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私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公权;不仅侵权人应当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而且对侵权人负有监督和保证义务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运用责任聚合理论对酒后驾车致害侵权责任的认定,应扩大侵权责任人范围,增加致害人的惩罚性赔偿,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制度,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违法犯罪型违纪行为规范适用研究——以责任聚合为视角

责任聚合表现为法律责任、纪律责任的多重聚合。党员干部的多重身份使其行为同时受到多种制度规范调整,造成大量行为既违法又违纪,形成违法犯罪型违纪行为并产生责任聚合。对违法犯罪型违纪行为,是单纯作为违法犯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则(纪法衔接)条款处理,还是同时或者单独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条款处理,视具体情况而定。总的来讲,以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为原则,以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条款为例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优先适用分则条款,需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责任聚合下侵权责任的优先研究

本文从侵权责任在多种责任聚合的情况下优先研究的方向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现在的立法体系和司法实践中，侵权责任法律规则在不断的完善中，但目前的侵权责任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和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侵权责任法律往往是很少真正的被适用的。当然，因为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及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侵权责任的研究也就相应的较少，导致在责任聚合的情况下侵权责任往往得不到重视，无法全面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部分当事人利益受损。本文将对在责任聚合的情况下的侵权责任优先进行研究和探讨，完善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以期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能产生一定的作用，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聚合问题

我国《民法典》第1232条正式确立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因惩罚性赔偿的公私混合性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并用时违反一事不再罚和过罚相当原则的争议。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立法趋势来看,我国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呈现出重惩罚形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处罚力度并不严重,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仅是对两者的补充,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规定。而惩罚性赔偿运用民事程序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立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但若要在生态环境损害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审慎考虑。三项性质不同的惩罚性责任并用时,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的认定需要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和违法行为人的获益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基本维持惩罚性责任的总和与违法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相当。另外,需明确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管理,避免一事再罚的争议。

食品安全事故中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实现障碍与对策分析

我国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2015年修订《食品安全法》时继续保留了这项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障碍,如认定责任的程序和要求不同,优先承担民事责任很难实现;企业破产时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实现存在障碍,导致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对此,应建立不同性质法律责任之间的协调机制,企业破产时,把对受害人的赔偿列为优先债权,实行有过错的高管人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过错的高管人员承担补充责任,以确保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反向假冒之法律性质研究——“聚合说”的新解读

反向假冒一般是指商标的反向假冒,我国《商标法》已将反向假冒纳入了调整范畴。反向假冒的法律性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单一说"和"竞合说",但都不能全面地揭示反向假冒的法律性质。引入民法中的责任聚合侵权理论,从责任聚合的角度研究反向假冒,"聚合说"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反向假冒的法律性质。

加害给付之责任承担方法探析

加害给付因其契约的瑕疵履行同时造成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之损害。如何在传统民法的侵权和违约二元救济体系下给受害人以全面、公平的救济,一直是困扰各国立法者和理论界的难题。本文仅从责任承担方法的角度为加害给付情况下的损害救济提供一条思路。

论加害给付的民事责任承担

加害给付是指因债务人的违约给付而使债权人履行利益之外的利益受损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对加害给付的民事责任依竞合规则处理,不利于对权利人的全面救济。文章重新界定了加害给付的内涵,并重构了相应的救济制度。

论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

有观点认为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适用仅限于法律责任的聚合,在非法律责任聚合即非因同一行为引起财产性法律责任冲突的情况下不能适用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但是,非法律责任聚合的情形同样符合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基本内含,具备民事责任优先的正当性基础,因而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适用不应以法律责任聚合为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暂缓入库、执行公告等制度提出了实现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具体路径。

生态损害法律责任体系化的规范进路

我国《民法典》第1234条和第1235条确立了“民事”性的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极易引发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责任聚合的制度困境,进而导致同一责任人就同一生态损害事实承担畸轻畸重的生态损害责任。解决责任聚合现象的前提是明确生态损害法律责任的法律属性。跻身于民法体系中的生态损害责任的法律属性应当是公法责任。在此基础上,基于法解释视角,化解生态损害责任聚合困境的出路是确立有机统一的法律责任适用规则。一般而言,生态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应当以修复性责任优先,并避免“重复修复”。各类惩罚性责任应当折抵,并适用比例原则,以避免责任总和过重;在立法论维度,基于领域法视角,有必要通过制定专门法构建有机统一的生态损害法律责任体系,并依托环境司法三审合一化解生态损害责任聚合困境。

加害给付法律责任探析

加害给付法律责任是违约责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责任竞合理论作为加害给付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的依据。本文从加害给付法律责任的理论着手,对责任竞合与责任聚合评析后,以加害给付侵害的不同利益为基础,探析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后对我国加害给付法律责任制度提出了改善建议。

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责任竞合是法律上竞合的一种类型,它是因同一行为而产生的两种责任。实践中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多有发生,我国新合同法第一次予以确认了该项制度,本文运用最新的法律规定,全方位对之作一深入探讨如责任竞合的概念、特征、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构成要件,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救济以及实践中如何行使请求权,等等。愿与同仁商榷。

责任聚合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先刑后民”的反思

在责任聚合中,因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多重结果,行为主体应承担多个部门法规定的责任。民刑责任聚合是责任聚合的突出表现,为"民刑交叉"案件的一部分,但处理民刑责任聚合案件不能简单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的适用应满足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一致、同一法律事实以及刑事程序不以民事程序为前提三个条件。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不一致时,则应适用"民刑并存"或"先民后刑"原则,民法中的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是这一类案件的具体体现。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研究

扩大惩罚性赔偿能够使得私法与公法的惩罚机制相得益彰。我国目前已经在合同和侵权责任领域内有限地建立起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消费者欺诈、商品房等特定合同领域以及产品责任纠纷等侵权纠纷。尽管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立法上的谨慎使得这一效果又相对有限。主张在合同、大规模侵权和知识产权领域扩大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对否定论作出回应。

“侵权统一救济模式”质论补遗

在物权救济上,“侵权统一救济模式”以侵权责任模式取代物权请求权,以实现对侵害的统一救济为目标。实际上,从诉讼标的识别上,“统一模式”并不比“并立模式”合理,“实现统一救济”的价值并不成立。侵权责任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聚合理论比统一的侵权责任请求权更具理论完满性。

数字贸易平台数据控制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自数字贸易自由化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主流后,数据安全问题讨论日益广泛。首先,在数字化贸易转型的战略支点下,各国数据保护的战略目标及立法保障规则不一,数字贸易自由化与数据安全并非是完全对抗的法律概念。其次,平台对数据使用者及控制者有关数据的法律权利保护尚不完善,采取数据保护相关策略,加速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形成。最后,数字贸易平台数据控制权的独有法律特征,致使在实践中面临数据权属不明确、控制对象不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标准不明确等规制困境。鉴于平台数据流动活动频繁,环境发生变化,本文梳理数据控制权法律保护模式,借鉴欧盟GDPR相关规则,对数字贸易平台数据控制权责任认定与优化提出新的路径,同时发挥平台自我规制的优势,进而保障数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