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秘书监志》中的多民族艺术交流互鉴——以唐文质《职贡图》为中心

元代宫廷志书《秘书监志》是研究元代宫廷艺术鉴藏与各民族交流的重要文献。本文以《秘书监志》中所载唐文质图绘《职贡图》一事为切入点,结合历史背景和图像、文献资料,对其《职贡图》中所描绘的来朝使臣、所呈贡物、使者形象等进行推测和图像还原,从而分析元代职贡题材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并探讨各民族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对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产生的积极影响。

图像证史的信与疑——从《皇清职贡图》和《诸夷职贡图》的服饰比较研究出发

《皇清职贡图》和仇英款《诸夷职贡图》虽然都属于职贡题材的画作,但其图中人物的服饰表征有着显著的差别,且学界未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过专项研究。针对这一情况,文章通过图像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对两图中人物服饰的创作源流、造型特征、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研究表明《皇清职贡图》属于纪实类职贡图,其人物及服饰源自于真实采写,有着较高的历史还原度,是探究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图像史料。而仇英款《诸夷职贡图》属于想象类职贡图,人物及服饰是根据前代同名作品再创作而成,作者在表现人物服饰的过程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夸张化处理,图中人物的服饰与其身份多不具备对应关系,不可直接作为研究史料。文章通过研究两幅作品的题跋结合创作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认为,创作动机的差异是导致两类职贡图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职贡图分类的一种依据。

展现外邦人物风土的职贡图

我国的大多数地图、测绘史类著作中,一般都有一点关于“职贡图”的介绍,可又都语焉不详。职贡,即“职方贡物”,是封建王朝时代我国对外交往的一种体制,意指藩属或邦国向中央王朝尽职纳贡,并接受朝觐、册封与赏赐。职贡图表示的就是番邦使臣进贡方物的纪实场景。旧时还有一些描写外国或异域风物、风情的图像,如今也被纳入了职贡图的范围。

《皇清职贡图》记载的黑龙江流域各族

文章介绍了《皇清职贡图》的学术价值及乾隆年间黑龙江流域各族的史料,据此阐释了乾隆朝黑龙江流域各族的流向。

《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

南京博物馆珍藏的《职贡图》,画有各国使者的人像十二个,这十二人依次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国、倭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个使者的画像之后,附有关于该国情况的题记,是一份极为宝贵的、图文并茂的遗物。在十二则使者画像和题记中,有八则为西域的国家,因此,《职贡图》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夷歌成章,胡人遥集”——从《职贡图》看南朝胡人图像与政治的关系

本文是从"图像证史"角度对传为梁元帝《职贡图》进行的艺术史研究。文章通过对《职贡图》中不同胡国使者形象的分析,并结合画上题记和《梁书·诸夷传》、《北史·西域传》等文献,并通过与考古材料的比对,将其置于南北朝艺术史的脉络中展开研究。文章认为,值南北朝胡汉分立之时,南北双方都希冀通过复古、尊儒、崇佛、重建礼乐制度等不同的方式争夺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职贡图》流露出梁朝对胡国"宗教外交"的诉求,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表现了梁人对图像承载政治功用的期冀。

清谢遂《职贡图》中的羌族图像

近台湾友人以《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一册相赠。此书为庄吉发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6月出版,影印本,载有清乾隆时谢遂所绘我国境内之少数民族及四周各国之民族图像并于每幅画之上方附有满汉文字说明(图一)。 据庄氏言:谢遂《职贡图》画卷,俱宣纸本,设色画,共四卷。第一卷,纵33.9厘米,横1481.4厘米,共70图。第二卷,纵33.8厘米,横1410.4厘米,共61图。第三卷,纵33.9厘米,横1836.1厘米,共92图。第四卷,33.8厘米,横1707厘米。

《皇清职贡图》及其研究

《皇清职贡图》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绘的大型民族图志,由画像和图说两部分组成,生动地描绘了清朝盛世时期藩属国、海外交往诸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人物的样貌、服饰、生活等状况;满汉合璧的图说文字概括地记录了相关国家、民族或部落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民族关系以及向清政府贡赋等情况。《皇清职贡图》不仅能够为我们全面了解清代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能为中国美术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满语文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

传世的历代书画作品数量很多,情况也极为复杂。有的真伪杂揉,花样繁多,变幻离奇;有的作者、时代不明,错综难分。书画鉴定的目的就在于比较全面地了解历代书画家及其作品,系统地掌握其特征,以求做到去伪存真。同时,书画鉴定又是一门综合的科学,试图简单地判断真伪是远远不够的。从这期开始,本刊将安排一组系列讲座,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之需。

“番族图”的兴衰与演变——以画史中的“观众”为线索

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题材的图像。《宣和画谱》专门列出“番族”一门,来划分此类绘画。本文旨在通过“观众”的角度,来阐释“番族图”这一画科兴衰演变的原因。早期的番族图主要记录少数民族前来中原王朝朝贡交好的历史事件,表达以德怀远的政治理想,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君主和官僚。五代至宋,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南迁,一种以真实再现少数民族生活为主题的番族图流行起来,并赢得了中原和蜀地观众的支持。靖康之难后,兴起了一系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的番族图。这一现象背后,有南宋宫廷的官方支持。如“文姬图”和“昭君图”的创制,即主要寄托“归汉”和“思汉”的民族情感,并宣扬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以唐太宗便桥会盟为题材的绘画,则又表达了对“万国来朝”之理想的追复。这类更具情感性、故事性的绘画,影响不限于宫廷和朝堂,而是扩散至民间乃至金廷。元代之后,在文人画兴起的浪潮下,番族图未能获得文人观众的支持,退出了画史的主流。番族图这一画科的兴衰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画史和观众的互动关系。

中国画写真刍议

'写真'指对人物或景物的如实刻画、描绘,也可作为名词,指肖像画。早在北齐就有这样的记载:'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武烈太子萧方等为梁元帝萧绎之长子,史载萧绎天生善画,曾写《蕃客人朝图》、《职贡图》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其《职贡图》(图1)描述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等35国使臣像,形象地记载了他们的肤色面貌、服饰特征,具有写真的性质。萧方等继承父志,善于写真,以上记载说明萧方等所绘人物为亲眼所见之人,并非常讲究形似,以致童孺皆能看出所绘是谁。关于写真的记载在唐宋史书、笔记中也常见到。写真作为人物画的一种。

蛮夷形象的帝国想象——以谢遂《职贡图》中的贵州苗人为中心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谢遂《职贡图》是乾隆朝《皇清职贡图》的完整摹绘本。本文通过对其中23幅贵州苗人画像的观察,并与"百苗图"中的苗人画像相比较,揭示出《职贡图》对贵州苗人的不同呈现视角。《职贡图》画像的重点在于对人物的呈现,巧妙地表达出各族群向化归一、以昭王会之盛的官方政治意图,从而带给我们更强烈的视角冲击,这与其注重人物的类型化,对族群形象进行分类建构有关。《职贡图》将贵州苗人以开化类、向化类、朴野类、犷悍类进行形象分类,其分类的标准基于该族群所在区域是否完成改土归流以及该族群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在对贵州苗人的形象建构过程中,包含了绘制主体强烈的价值判断标准,明显带有想象的偏见,也可以说是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审视和绘制主体自以为是的文明世界对蛮夷世界的观察。由此可见,《职贡图》中的苗人画像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清政府对苗疆的治理在视觉上的表征。

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

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在学术界以及民众之中基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百济与北族关系问题

百济在与东晋通交的同时，与北方的前秦等国也存在联系。勿吉也曾谋求与百济进行军事合作，显示二者间存在联络。回鹘可汗派出使者对东亚诸国进行考察写成的《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通过伯希和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本（P．T．1283）得以保存，其中准确标记了“Mort—ba—Beg—tse”（“蛮子百济”）的地理位置，揭示出百济与内陆欧亚的文化联系。再加上百济与北魏的外交往来及战争、接受北齐册封、朝贡北周、与隋朝的政治互动等事实，可以确认梁《职贡图》题记以及南朝系史书缺载了百济与北朝的通使，造成一种百济只和南朝外交往来的假象。种种迹象表明百济的对外联系具有多元性。这也提示学界，百济等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与内陆欧亚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是有待加强的研究课题。

辑本梁元帝《职贡图》序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一卷,见《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作《梁二十八国职贡图》,宋以后不见著录,而原图的摹本一直流传不绝,在收藏家的谱录中往往见之.所惜者,错误地把它定名为阎立德《职贡图》,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解放后,南京博物馆得到此图的残卷,保存列国使者十二人,这十二人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偻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使者之后均有简短的题记.在偻国与狼牙修国之间,又残存宕昌国题记的片段.题记中的国名,如滑国、宕昌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在隋唐时代有的更名,有的已经灭亡,在史书上已无传记;而且这些国家,大都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而和《梁书》诸夷传相合.不仅所记土俗、事实相符,文章中的纪年也至梁大通二年为止.末国使条称今王姓安,名未深盘.《梁书·末国传》称:“其王末深盘者,普通五年遣使来贡献”.所以图卷文中的今,就可能是普通、大通或稍后.金维诺先生根据上述情况,结合《石渠宝笈》卷三二以及《艺文类聚》卷七四的引文,定为梁元帝《职贡图》.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亡佚千余年的古籍,一旦重出人间,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梁元帝《职贡图》“倭国使”题记二题

与西域诸国传记不同,《梁书·诸夷传》中倭国传的内容并非取材于《职贡图》中的倭使题记。梁元帝《职贡图》倭使题记内容源于《三国志》及《后汉书》等史籍,无梁元帝访采所得的新材料。梁朝时期,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及宋时期倭国授除封号要求的未得满足,促使倭国在齐梁二朝中断了向南朝政府的朝贡。中日两国的史籍中也无关于倭使朝梁的记载。虽然梁元帝《职贡图》中绘有倭国使者,但《职贡图》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作,因而并不能作为梁朝与倭国交往的例证。

南朝到唐代中土与西域服饰的演变与相互影响——以《职贡图》与《客使图》的对比为例

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中土与西域在服饰上互相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南朝在这段服饰变化史上更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唐朝服饰继承并放大着南朝服饰的特点,吸收胡服样式形成新式常服,西域服饰这时期的变化较少,主要体现在向唐朝服饰的靠近。《职贡图》和《客使图》作为两个时期西域人物形象的代表画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朝到唐朝中土与西域服饰发展变化的同步与同化趋势,也反映出中外交流下服饰发展的基本脉络。

古代羌族的服饰

羌族服饰是中华文明特有的载体,也是古羌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而为一的珍贵文化遗产。对羌族服饰历史演化过程以及历史上古羌生活区域内各自服饰文化特点加以归纳与梳理,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羌族服饰的历史演化规律,客观认识羌族服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对于保护与传承羌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现实价值。

六朝艺术的奇葩──顾恺之的神品《洛神赋图》及其他

六朝时期正值乱世，却也是中国自春秋以后又一个思想文化大解放、大发展的时期。《文心雕龙》、顾恺之、王羲之、六朝石刻……都是中国艺术史上堪称顶峰的佳作和人物。江苏美术出版社和该书编委会合作，历时十年编辑完成了《六朝艺术》大型画册，堪称六朝艺术之集大成者。《六朝艺术》附有顾恺之等人绘的《洛神赋图》等绢本长卷４款。本刊特组杜辛的四题短文，从不同侧面介绍本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