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述论

1935年发生在西北苏区的肃反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也是对历经艰难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的严峻考验。成功化解这一危机,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但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非常薄弱,现有著述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严重差错。基本史实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就敏锐地发现这场肃反存在问题,但没有如社会传言那样,闻讯即下令释放刘志丹等肃反中的被捕者,而是迅速通过一系列审慎的工作,辨明真相,匡谬释怨,稳妥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该案的处理,但因主要工作任务和所处时空的不同,他们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系统梳理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的历程,并就其中一些问题展开辨析,有助于从整体上客观地反映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共中央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正确性,彰显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筚路蓝缕,匠心独具——评《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

《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是目前关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集研究与资料为一体,根据不同时段、不同文献类型,细分为十个专题,除第一个专题是作者自己阅读史料的心得和创作外,其他九个专题均为资料集成。该书以编年纪事的方式梳理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反映出革命先辈在陕北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和不易;以大量的文献为依据,还原了“左”倾路线在陕北、陕甘边根据地推行并发展为错误“肃反”的过程;同时尽最大努力收集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相关的文献,为研究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形成以及“肃反”相关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问题辩正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指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公安保卫职能的政权机关。同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的关系问题上,学界始终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认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直接原因之一。本文从历史文件的分析入手,试图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因、制度设计及其在当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探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1935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左"倾肃反,史称"陕北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当地的某些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迅速释放了被关押人员,从政治上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定性,在组织上对肃反的某些领导者进行了处理,初步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化解了根据地的危机。

论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1918年夏,俄国的肃反工作围绕着反对敌对分子颠覆政权和破坏生产等斗争进行,列宁主张采取坚决的、迅速的、有力的手段进行肃反,但要求防止冤案,要求加强肃反工作队伍的建设,正确地进行这项工作。1918年夏至1920年底即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肃反工作围绕着收集和运输粮食、反对敌特破坏活动等斗争展开,列宁主张对敌人采取“恐怖手段”,但要求整顿肃反工作队伍,保证这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并且根据国内战争胜利的形势提出转变策略,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逐步停止这项工作。列宁关于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是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正确的、合理的思想。

对国家政治保卫局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反思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公安保卫机关。它的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警察机关,是我国有史以来警察职能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我国人民公安保卫事业,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同时,对于国家的政治保卫局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肃反发生扩大化的另一个原因——兼论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普遍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学者在撰文论述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时,都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作为“专门同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活动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等作斗争的机关”——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作用。因为政治保卫局有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独特的组织体制,在肃反中起了其他部门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所以,政治保卫局作为专门肃反的机关,它的存在也是肃反产生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结合对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成立,组织结构和它同党委、苏维埃政府以及其他司法机关的关系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探讨,以便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错误之处,敬请同行专家批评。

中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比较研究——兼论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体制因素

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模仿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设置 ,其组织原则和职权划分也基本一致 ,实行局长单一集权制和单线垂直领导原则 ,缺乏监督和制约 。

建国初期山西兴县肃反运动探析

1956年7月至1962年3月,山西兴县县委采用党委重视、调查取证、开展肃反斗争、甄别定案四种方法开展了一场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这场政治运动,兴县县委改进了基层人事组织工作、锻炼了基层干部、促进了生产,还弄清楚了干部的政治面貌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对敌斗争的能力,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陕北“肃反”与张慕陶

1935年陕北的"肃反"事件在中共党史上影响深远,对其争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究其原因,其涉及中共党史上敏感人物张慕陶与高岗。本文就张慕陶与陕北"肃反"的缘起,及其争议持继问题展开梳理,揭示陕北"肃反"问题长期争论的症结所在。

苏联肃反运动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是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所犯的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它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教训极为深刻。突出表现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存在教条主义倾向;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党内分歧和矛盾;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受到种种限制,民主得不到保障;党内监督形同虚设,丧失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作用。分析总结这段历史的深刘教训,对于改进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当代“肃反小说”中的娱乐与政治

"肃反小说"在政治上承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教育人民识别隐蔽的阶级敌人的使命,以适应讲述和平时期阶级斗争之"宏大叙事"的需要。因此,基本按照欧美侦探小说套路程式化的"肃反小说"势必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度程式化,其表征为由"逃避现实"转向突出政治、摈弃浪漫主义的"仿真"、在侦破过程中以类似于"全景敞视主义"的群众路线取代神秘主义,等等。"肃反小说"是本土化的革命"寓言"与本属"游戏"的侦探故事杂交的结果。

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

湘鄂西苏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建立起的一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到1934年,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全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四次肃反,最后解散了党、团组织,直至丧失了湘鄂西苏区。

群众中的肃反与肃反中的群众——1955年顺义县小学教职员肃反运动的典型考察

1955—1958年的肃反运动不仅是既有肃反运动的路径延续,同时也是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社会化、群众化。本文拟通过观察1955年在顺义县小学教职员中开展的肃反运动的酝酿、发动、收束过程,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挖掘这场群众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政治运作机制、基层社会结构、群众思想风貌等层面不易为人察觉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蕴。

川陕苏区的肃反体系考论

川陕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起着其他任何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此外,革命法庭、工农监察委员会、各级苏维埃、军师政治部政务科、一些军事组织和群团组织等也是肃反的重要力量。这一庞大的肃反体系,有利于维护川陕苏区的安全和苏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木门会议与红四方面军停止“肃反”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肃反",从鄂豫皖苏区一直持续到川陕苏区,危害甚大;而近些年有一种观点,说在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之初,1933年6月在四川旺苍县木门镇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决定停止在四方面军"肃反",木门会议的这个决定意义很大。这样两种表述,差异很大,实际上提出了如何认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肃反"的问题。本文依据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就如何认识木门会议关于"肃反"的决定,提出个人的研究见解。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及其对苏区发展影响

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领导人,仍沿用鄂豫皖时期的"左"倾政策,大搞"肃反",使大量的革命者遭受不白之冤,正在开辟的根据地由此承受不必要的损失。尽管中间有广大指战员的质疑和抵制,使艰难中的红军未受更深灾难,但由于没有从思想根本上认清"肃反",否定"肃反",使新开辟的根据地未能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肃反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学习毛泽东选集》的体会

我国1950年到1952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1955年到1956年进行的内部肃清反革命运动,统称为肃反运动。总结我国肃反斗争的经验,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极其丰富的肃反理论,不仅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朱理治与陕北肃反——读《朱理治传》札记

在1935年的陕北肃反中，朱理治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实践中又很快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及时予以纠正。《朱理治传》以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评介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