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古代东方肉刑论

肉刑是古代东方刑法中的主要刑罚之一 ,被适用于许多犯罪。在古代东方的肉刑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古代东方国家确立肉刑的指导思想不尽一致 ;古代东方的有些肉刑与其他刑种合并成为一种新的刑种 ;这一肉刑还与其他肉刑、刑罚、制裁方式一起使用 ,从而增强了处罚 ,导致了一罪多罚的结果 ;有的古代东方国家规定 ,肉刑可与其他制裁方式选择使用 ,在有些情况下 ,它也是一种可选择刑 ;古代东方是个等级社会 ,低身份者往往是肉刑的适用对象 ;有的古代东方国家对肉刑的执行作出过规定 ;有些古代东方国家存在法外肉刑 ;肉刑曾在有的古代东方国家遭到过严厉的批判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古代东方肉刑开始被改革、废用 ,从此东方的刑罚开始迈向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论析

复肉刑之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讨论。本文对这场争议之缘起、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梳理和分析 。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肉刑的起源及其特点

肉刑在中国刑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自产生国家之日起至西汉文帝时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刑罚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由于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性,肉刑也具有特殊性,它起源于古代战争,经历了由"治外"到"治内"的转变。

先秦肉刑源流刍议

先秦时期，肉刑经历了由产生到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思想对罚罪手段性质和方式的选择形成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君本位的君主专制理论使肉刑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充分显现出来，并使之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

从“缇萦救父”看中国古代肉刑

肉刑以摧残人的肢体为主要内容 ,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西汉后期 ,肉刑虽几经存废 ,但却一直伴随封建社会之始终 ,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暴力手段之一。

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原因探讨及其意义

汉文帝废除肉刑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而使中国的刑罚制度远远走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之前,他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否定肉刑作用的人。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其“仁政”的体现,是减轻秦朝苛法酷刑的继续。同时这一举动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刑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大趋势。

中国历史上肉刑的存废之争

我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 ,不仅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相关国际公约 ,而且在刑法典中对有关酷刑犯罪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有罪推定、等级特权思想以及罪从供定的司法观念的影响 ,酷刑尤其是作为酷刑典型表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颇有市场。一些司法人员仍存在“刑讯逼供必要论”、“刑讯逼供利大于弊”、“口供是证据之王”等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因而在我国遏制酷刑尚任重而道远。近年 ,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法律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要从根本上遏制酷刑 ,决非一日之功 ,而是有赖于决策层、立法、司法界人士以及学界广大理论工作者 ,乃至普通公民树立反酷刑的观念 ,并从制度层面构建稳固的反酷刑法律机制。为此 ,本刊特约请赵秉志教授等专家学者就酷刑的遏制问题进行笔谈 。

论古代肉刑存废之争

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后世非议者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废除肉刑后,斩右趾者弃市,生刑入死刑,故被认为是徒有轻刑之名,而有重刑之实;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中间刑,导致刑制本身的不合理。新五刑的出现,流刑成了正式刑种,解决了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恢复肉刑的声音也就日见微弱了。

宋代刺配制度考析——兼论肉刑复活的原因

肉刑作为野蛮刑罚方式,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古代中国刑罚体系的重要成分之一,虽在震慑暴力犯罪、降低犯罪频率上产生过一定的正向作用,却对受刑者的身心造成巨大摧残。不仅如此,过度依赖肉刑行使国家刑罚权力易于激化阶级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自汉代刑制改革之后,肉刑作为"旧五刑"的主体逐渐被封建"新五刑"所取代,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有力地推动了刑罚执行文明化的历史进程。但在封建社会发展后期,肉刑又出现在国家刑罚体系中,并在某些层面被进一步强化,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特殊的肉刑复活现象。其中,宋代刺配刑罚被运用于司法实践,是该司法现象的典型例证。刺配制度是理解肉刑复活问题的合理切入点,也是透过肉刑复活现象分析其本质与历史意义的重要客观材料。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国历代肉刑兴废述论

汉文帝废除肉刑后,历代兴废之争此起彼伏,通过对汉魏晋及后世法学家对肉刑废立争鸣的探讨,指出立 法与用法应随时而作,刑罚体系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联的,以肉刑为代表的集原始性、野 蛮性、残酷性为一体的刑罚体系的废除并向文明化、人道化、轻刑化方向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汉魏之际关于肉刑问题的辩论

汉魏之际，曹魏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提议恢复早已被废除的肉刑。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是否恢复肉刑问题的辩论，论辩双方就肉刑的作用、效果、罪与刑的关系、刑罚体系的完善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辩论的结果是肉刑没有被恢复。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从肉刑立废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肉刑是一种摧残人的肢体的刑罚，它是奴隶社会中惩罚犯罪者的主要刑罚．由于封建社会是 从奴隶社会脱胎而来，肉刑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仍被广泛的使用，但是肉刑是一种野蛮落后 的刑罚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统治阶级对刑罚认识加深，肉刑从法律上逐 渐被废除了．肉刑的废除是中国刑罚史上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应当看到肉刑的立废完全是出 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在阶级社会里，肉刑这种刑罚只要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亡永远都是 镇压人民的工具．

魏晋“本无”、“肉刑”二题论争的微观阅读——从夏侯玄的著述说起

关于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夏侯玄的著述,《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曾有"本无肉刑论"的记载,或以其独立成篇,或混同于《通典》所载夏侯玄关于肉刑的论驳,不留心者实易望文生义。以宏观之解,"本无肉刑论"事关魏晋间政治、法律、哲学思想论争中"本无"、"肉刑"两大命题,现存史料也足以窥视、佐证。以微观之见,对史料本身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重视、参考、运用其他学术领域相通相关甚至相反的成果,都有益于思考和解决法律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才不至于将史料阅读分析的"重新"沦为简单的重复。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之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变相肉刑

变相肉刑是刑讯逼供的行为方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变相肉刑是一个不真的事实,严重阻碍我国刑事法制文明建设。变相肉刑与肉刑两者并不存在实质区别,都是构成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都是对受刑讯者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司法解释应当详尽列举变相肉刑的各种情形;应当废除司法解释中变相肉刑构成犯罪的结果条件;应当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应当实行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