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拮抗剂氯沙坦降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的作用

目的:观察血管紧张素Ⅱ(AngⅡ)1型受体阻断剂氯沙坦对自发性高血压(SH)大鼠大脑中动脉血管肌源性紧张度的影响。方法:16只SHWistar大鼠随机分为SH组(n=8)和30 mg/(kg.d)氯沙坦干预(LI)组(n=8),另以8只正常WKY大鼠作为对照组,10周后,采用压力型小动脉测量仪在含2.5 mmol/L Ca2+或无Ca2+的生理盐溶液中,测量不同管腔压力下血管的主动态管径(active diameter,Da)和被动态管径(passive diameter,Dp)。肌源性紧张度以(Dp-Da)/Dp×100%表示。结果:SH大鼠大脑中动脉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同对照组相比升高67.9%,每天通过灌胃给予30 mg/(kg.d)的氯沙坦能够使SH大鼠大脑中动脉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降低24.9%。结论:SH大鼠大脑中动脉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同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每天给予30 mg/(kg.d)的氯沙坦能够防止这种改变,说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参加了SH大鼠血管功能的重建过程,AngⅡ1型受体是其中重要的信号转导通路。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M4型瞬时受体电位通道对大鼠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的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M4型瞬时受体电位通道(TRPM4)对大鼠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的作用。方法 60只清洁级健康SD大鼠,性别不限,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SAH组(30只)和假手术组(30只)。采用立体定向仪向大鼠鞍上池注射自体鼠尾动脉血建立蛛网膜下腔出血模型。向SAH组注射0.2 ml自体动脉血,向假手术组注射0.2 ml等渗盐水。SAH模型建立5 d后,分离大鼠脑动脉,采用加压肌动扫描技术观察脑动脉管径并计算肌源性紧张度。对每个实验组脑动脉均采用时间贯序法观察其位于人工脑脊液(a CSF)、含0.03 mmol/L TRPM4特异性阻滞剂9-菲酚(9-phenanthrol,9-Phe)的a CSF和含0.1 mmol/L地尔硫卓的无钙a CSF中的动脉管径,并依此计算肌源性紧张度。结果 SAH后,脑动脉位于a CSF中时,SAH组脑动脉管径较假手术组显著缩小[(45.9±6.6)μm比(74.9±5.1)μm,t=5.08,P <0.05],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明显高于假手术组[(58.7±2.4)%比(41.2±3.4)%; t=2.77,P <0.05]。a CSF中加入9-Phe后,SAH组及假手术组脑动脉管径较加入前舒张明显[分别为(98.4±6.1)、(95.1±5.5)μ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SAH组肌源性紧张度的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假手术组[(42.4±4.4)%比(15.3±3.2)%;t=2.83,P <0.05]。结论 SAH后,TRPM4介导大鼠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增加。

模拟失重对大鼠大脑中动脉与肠系膜小动脉肌源性紧张度的不同影响

本实验观察模拟失重对大鼠大脑中动脉和肠系膜三级小动脉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和缩血管反应的影响,以及每日1h的–Gx重力(矢量方向为由背向胸)对其是否具有防止作用。以3天尾部悬吊模拟失重模型;以恢复正常站立体位模拟–Gx重力;采用压力型小动脉测量仪在含Ca2+(2.5mmol/L)或无Ca2+生理盐溶液中,测量不同管腔压力下血管的主动态管径(active diameter,Da)和被动态管径(passive diameter,Dp)。肌源性紧张度由(Dp-Da)/Dp×100%表示。大脑中动脉与肠系膜三级小动脉对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和苯肾上腺素(phenylephrine,PE)的收缩反应性,在含Ca2+生理盐溶液,管腔内压力为40mmHg条件下进行测定。结果显示:模拟失重3天可引起大脑中动脉的肌源性紧张度以及对5-HT的收缩反应性增强,引起肠系膜三级小动脉的肌源性紧张度显著降低以及对PE的缩血管反应性减弱;每日1h的–Gx重力只能防止肠系膜三级小动脉肌源性紧张度下降及血管收缩反应性减弱,而对于大脑中动脉两种反应性的增强均无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短期模拟失重可引起大脑中动脉与肠系膜小动脉血管的肌源性紧张度和收缩反应性发生不同方向的改变;每日短时–Gx重力负荷只对肠系膜小动脉功能下调有防止作用。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肠系膜小动脉血管肌源性紧张度的时程变化

本文旨在观察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肠系膜小动脉(mesenteric small artery,MSA)血管肌源性紧张度的时程变化。将32只SHR大鼠随机分为8、16、24以及32周龄组,另以正常Wistar-Kyoto(WKY)大鼠为对照组。采用压力型小动脉测量仪在含Ca2+(2.5mmol/L)或无Ca2+生理盐溶液(physiologic salt solution,PSS)中分别测量不同管腔压力下血管的主动态管径(active diameter,Da)和被动态管径(passive diameter,Dp)。肌源性紧张度由(Dp?Da)/Dp×100%表示。分别观察8、16、24以及32周龄大鼠MSA血管肌源性紧张度的时程变化,并进一步观察血管肌源性紧张度与血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SHR大鼠尾动脉压力、血管肌源性紧张度显著增高。SHR大鼠MSA血管肌源性紧张度在24周以前单调增大,但32周SHR大鼠血管肌源性紧张度与24周相比有所降低,但仍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SHR大鼠尾动脉压力随周龄增加而缓慢单调增大,32周大鼠尾动脉压力与24周相比仍显著增加。上述结果提示:血管肌源性紧张度作用参与了高血压病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在高血压发展早期,由于血管紧张度的代偿性作用,血管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保证正常器官供血;在高血压病晚期,由于血管肌源性紧张度作用失代偿,血管功能受到破坏,并由此导致严重的疾病。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R-VDCCs对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目的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R-型电压依赖性钙通道（VDCCs）对脑动脉肌源性紧张度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方法19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SAH模型组（n=9）和假手术组（n=10），采用立体定向仪辅助下鞍上池内注射自体动脉血法制备SAH模型。模型制备5d后将大鼠Willis环脑动脉从皮质锐性分离以及用酶促消化法急性分离出脑动脉平滑肌细胞。采用加压肌动扫描技术观察脑动脉管径及肌源性紧张度以及采用膜片钳实验观察VDCCs电流：对每一观察样本均采用时间序贯法依次观察其对不同VDCCs阻滞剂的反应，即记录它们位于细胞外液（细胞外液组）、含1μmol／L硝苯地平（L-VDCCs阻滞剂）的细胞外液（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和同时含1μmol／L硝苯地平及200nmol／LSNX-482（R-VDCCs阻滞剂）的细胞外液（细胞外液＋硝苯地平＋SNX-482组）中的管径、肌源性紧张度及VDCCs电流密度。结果（1）在假手术组大鼠中，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脑动脉管径显著扩大、肌源性紧张度显著下降，与细胞外液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细胞外液＋硝苯地平＋SNX-482组脑动脉管径并未进一步扩大、肌源性紧张度并未进一步下降，与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SAH模型组大鼠中，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脑动脉管径显著扩大、肌源性紧张度显著下降，与细胞外液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细胞外液＋硝苯地平＋SNX-482组脑动脉管径进一步扩大、肌源性紧张度进一步下降，与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假手术组脑动脉平滑肌细胞在细胞外液组中的VDCCs电流密度达最大值（-4．88±0．41），在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中VDCCs电流被完全抑制。SAH模型组脑动脉平滑肌细胞在细胞外液组中的VDCCs电流密度达最大值（-4．97±0．41），在细胞外液＋硝苯地平组中VDCCs电流密度降至-1．96±0．37，而在细胞外液＋硝苯地平＋SNX-482组中VDCCs电流被完全抑制。结论SAH后脑动脉平滑肌细胞出现R-VDCCs电流并与肌源性紧张度的维持密切相关，R-VDCCs可能是SAH后介导脑血流自身调节障碍发生的关键分子之一。

模拟失重大鼠肠系膜小动脉的力学特性与重塑变化及重力性对抗措施的防护效果(英文)

为进一步阐明中期模拟失重环境下,肠系膜阻力性小血管的适应性改变及重力性对抗措施的防护效果,本文对28d模拟失重组(SUS)、对抗措施组(S+D:每日使动物恢复正常站立体位1h,承受-Gx方向的重力作用;其余23h仍处于模拟失重状态),以及对照组(CON)大鼠肠系膜第三级小动脉的生物力学特性与血管壁重塑变化进行了比较。所计算的生物力学参数包括:血管在被动状态下的表观刚度(β);血管在主动和被动状态下的周向应力(σθ)-应变(εθ)关系及其增量弹性模量(Einc,p)。血管壁胶原和弹性蛋白的数量则以其在高倍透射电镜下截面积所占的百分比定量。结果显示,SUS组的主动σθ-εθ曲线非常靠近血管的被动曲线,表明其肌源性紧张度调节功能已基本丧失;但S+D的主动曲线则非常靠近CON组,二者都远离被动曲线,明显左移,并呈抛物线状。S+D组的主动曲线反映跨壁压升高时,血管刚度主动增大使应变降低的过程;但重力性对抗措施似仍不能使其与CON组的血管完全相当。三组血管的被动生物力学特性未见有显著性差别:三组的β均值介于6.3～6.8;三组的被动σθ-εθ曲线及Einc,p随压力的变化皆呈指数型增长;上述被动态参数在三组间皆无显著性的差别。然而,三组血管胶原蛋白截面积的百分比却有显著性差别。电镜图像显示,CON与S+D组大鼠中膜平滑肌细胞间隙胶原的面积显然远大于SUS组。形态测量表明:与CON相比,S+D与SUS组管壁中膜胶原蛋白的截面积分别减少了27%与46%(P<0.01);而S+D与SUS组间的差别也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除胶原与弹性蛋白的数量与比例因素外,血管的被动生物力学特性还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本文从生物力学角度进一步阐明了航天飞行后立位耐力不良以及重力性对抗措施的机理。

模拟失重大鼠大脑中动脉与肠系膜小动脉生物力学行为的比较

为进一步阐明短期失重下血管的适应性改变及其重力性对抗措施的机理,本文对3d模拟失重组(SUS)、对抗措施组(STD,每日恢复正常站立体位1h模拟-Gx重力)及对照组(CON)大鼠大脑中动脉和肠系膜第三级小动脉的被动和主动生物力学特性进行了分析。所研究的生物力学参数包括:被动血管的表观刚度(β)、被动和主动血管的周向应力(σθ)-应变(εθ)关系及其增量弹性模量(Einc,p),和平滑肌收缩活动所致的激活增量弹性模量(Einc,a)。主动血管生物力学特性分析结果显示,肌源性紧张度的调节对失重下血管的适应具有重要意义:(1)SUS组肠系膜第三级小动脉的主动σθ-εθ曲线与其被动态曲线基本一致,表明通过肌紧张度调节使σθ恢复正常的功能基本丧失;但每日1h的-Gx重力暴露则可完全防止此功能减退;(2)SUS组大脑中动脉的主动σθ-εθ曲线较其被动曲线明显左移,不同压力下εθ始终相对稳定,σθ也趋于正常;且每日短时-Gx重力不能防止这种功能亢进。另一方面,对被动血管生物力学特性的分析则提示,不同血管的间质成分可能有不同重塑(remodeling)变化,如失重暴露时间进一步延长,将可能观察到有显著意义的重要变化。总之,本文血管生物力学特性分析对阐明失重环境下血管适应机理及其重力性对抗措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