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米勒早期肖像画和故事画题材探索其艺术成就的多面性色彩

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法国著名画家。出身于贫苦的耕农之家,自幼深谙农民的甘苦,了解农家生活,并以自己是农民的后裔为自豪。其画作始终以法国的乡村生活为表现题材,强调农民日常劳作的平凡、艰辛、重要、崇高和神圣。他的作品质感强烈,人物造型结实,画风质朴凝重而又不失农家的浪漫情趣,其艺术对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蓬勃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代表作有《簸麦者》《倚锄的人》《播种》《晚钟》《牧羊女》《死神与樵夫》和《扶锄的人》等。文章对米勒早期肖像画与故事画为题材进行分析,从米勒早期故事画以及肖像画中探索其艺术成就的多面性色彩,为我国绘画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徐悲鸿肖像画的图像功能与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儒家哲学是徐悲鸿美学观念与艺术追求之所在。徐悲鸿自幼随父习读儒家经典、摹写绘画,青年时期留法,这些学养的积淀,使他秉持的传统“求真”美学思想在其肖像画中皆有呈现。徐悲鸿一生画过无数肖像画,有圣人先贤、民族英雄、官僚巨商,亦有诗人学者、眷属师友,也关注劳动人民、伟人领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与知识分子。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徐悲鸿,所作的肖像画具有鲜明的西方学院派的写实造型和中国的“求真”意蕴,不但蕴涵了他留法前后对助其积极拓展交游网络与身份建构的“朋友圈”的感恩意识,而且体现了儒家优秀传统“感恩怀德”文化的现代转化,更彰显了作为图像的肖像画的颂德扬善、崇孝表行、慎终追远的图像功能之时代强音。

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肖像画特征研究

19世纪被称作俄罗斯艺术的“黄金年代”,而巡回展览画派则是其中极为耀眼的篇章。巡回展览画派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为原则进行艺术创作,反对绘画成为专属于贵族阶层的特权,力求使艺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人本主义精神和平等思想的推动之下,肖像艺术成为巡回展览画派众多画家主要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肖像画数量之多、涉及阶层之广、质量之高,在世界画坛都是极为少见的。这一批肖像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将对其特征进行整体梳理和分析。

清代肖像画中的西洋元素探讨

东西方绘画的碰撞与交集由来已久,至少在明代晚期,中国绘画就有直接受到西洋画影响的记载。在诸画科中,来自写真的肖像画无疑受其影响最深。自晚明曾鲸的“波臣画派”以来,清代肖像画中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洋画影响的状态愈加明显。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的油画在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一定影响。清代中期,以郎世宁、艾启蒙等为代表的西洋画家,又对以清代宫廷绘画为中心的肖像画产生影响。18世纪到19世纪,以广东、福建、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对外交流频仍,中西结合的画法广泛运用于肖像画中。清代肖像画演进与嬗变中,西洋画元素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明代男子蟒衣的样式与演变——以明代肖像画为参考

明代肖像画中的蟒衣形制、搭配多样,其纹饰分布主要有蟒补、云肩通袖膝襕及无分区三种。蟒衣服色以红、青、绿为主,纹饰颜色多为金、红、黄、绿、白、青等。明代男子蟒衣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洪武—正统),还有元代服饰特色,蟒身修长,神态威严;第二,成熟阶段(正统—万历),往阔袖宽身方向发展,纹饰样式呈程式化;第三,繁荣阶段(万历—崇祯),样式越发多样,纹饰活泼、繁复,向个性化发展。

“见贤思齐——明清肖像画特展”举办

不久前,由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联合主办,故宫博物院、无锡博物院、南通博物苑共同支持的“见贤思齐——明清肖像画特展”,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明清肖像画作品80件(套)。展览聚焦先贤文化,分“皇室贵胄”“景行维贤”“乌衣门第”“文人逸士”“闺阁才媛”五部分,展品以明、清两代创作的肖像画为主,辅以近现代所绘明清人物肖像画。

清代以园林雅集为背景的家族肖像画研究

行乐图和文人雅集图在明代风靡朝野上下,大多数以园林作为背景和社交的空间,而绘制在图中的人物多为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到了清代,肖像画在市民之间也开始普及,还出现了许多以家庭成员为主体的群体肖像画。本文将视点聚焦于清代,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家族肖像画”进行概念界定,对当时出现的园林雅集图与家族肖像画结合的一类绘画做研究。

弗朗西斯·培根肖像画“知觉的身体”

梅洛·庞蒂的哲学核心是对知觉在人类世界经验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的持续论证,他的绘画艺术理论也承袭了其现象学的哲思。弗朗西斯·培根是与梅洛·庞蒂同时期的英国画家,自20世纪50年代培根转向自画像和朋友肖像的创作。本文深入探讨了梅洛·庞蒂和培根之间绘画理论关联性,特别是在肖像画领域。首先,探讨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和培根肖像画创作中画家身体性观看的关联,以及两者在视觉可见与不可见的思考上的相似之处,追求绘画中可见与不可见的交织。其次,以培根的肖像画实践为依据,阐释了他如何通过肖像画的形式表达出对可见与不可见混合的个人经验,以及绘画在捕捉真实、超越时间的作用。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分析梅洛·庞蒂和培根的思想,结合肖像画的实践,展示两者在艺术和哲学领域的关联,以及他们对存在、观看和身体性的独特见解。

论西方肖像画的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

本文根据苏珊·朗格“艺术的本质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的观点,从情感表现的角度阐述肖像画中的模仿、转化等画面表现手法。通过研究绘画中具象因素与抽象因素的关系,尝试梳理绘画表现手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具象绘画中的抽象因素在画面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切入点,对肖像画中的表现手法背后的精神内涵进行阐述。

克里姆特与席勒人物肖像画中装饰性语言的比较研究

罗丹在《艺术哲学》中提到,艺术家及其作品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隶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可以根据作品推断出其属于艺术家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同样也能从时代背景中分析出产生这类艺术形式的原因。克里姆特和席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表现主义画家,也是维也纳分离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都展现出很强的装饰性。本文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人物肖像画中的装饰性语言,以更好地思考和感悟他们艺术作品中的内涵。

同情与讴歌:忻东旺农民工肖像画研究

现实主义油画历史悠久,主要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入中国,百年间现实主义油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忻东旺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人物,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热潮,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忻东旺所有的艺术创作中,农民工肖像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细致分析忻东旺农民工肖像画的表现特征,深入探究忻东旺深度关注农民工的原因,进一步挖掘忻东旺农民工肖像画创作的现实意义,以此对忻东旺农民工肖像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维热·勒布伦肖像画作中的女性意识

维热·勒布伦活跃于18世纪法国绘画界,是1783年进入法国皇家美术学院的三位女性之一,她凭借绘制肖像画的艺术天赋和出色的绘画技法,在男性为主导的绘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参与艺术创作活动。她所创作的肖像画都展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体现出对传统性别观念的颠覆,她以自画像中标志性的微笑挑战了当时世俗观念对女性的限制和偏见。本文以女性主义为指导,尝试解读勒布伦自画像中自我意识的表达和传统观念的反叛。

肖像画功能的重构——《明人十二肖像册》构图考辨

《明人十二肖像册》在中国的肖像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有着独特的构图形式,即统一且饱满的正面头像,这在传统肖像画中罕见。对《明人十二肖像册》的这一特点展开探讨,并从明代肖像册页的标准形式及明代的衣冠服饰制度出发,得出《明人十二肖像册》被裁剪过的结论。此外,从故宫南薰殿所藏帝王肖像重裱的历史及《明人十二肖像册》的题识中,对《明人十二肖像册》被裁剪的原因进行初探:这是肖像画在流转收藏的过程中,其功能被重构的结果。

群体意识与性别地位的构建:18世纪欧洲女性肖像画中的“东方风”

本文以18世纪欧洲“异国情调”时尚风潮的兴盛为文化背景,运用图像学、物质文化史、时尚传播学、女性主义研究等跨学科的方法,结合相关史实,图文互证,探讨当时女性肖像画中频繁出现的来自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服饰及其他东方物品的现象。进而分析其背后所映射的群体意识变革与性别地位构建:即肖像画中的“东方风”不仅为近代欧洲女性塑造了睿智、博学的新形象,且通过暗示被画者的社会地位与关系网络,使画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享乐与内审——探析莫迪里阿尼肖像画中眼睛的诠释

莫迪里阿尼在20世纪现代艺术浪潮中独树一帜,他肖像作品的独特之处,除了夸张拉长的形体概括之外,还有他绘画中的眼睛。虽然在其肖像画作品中少有对人眼睛的刻画,但他的画面呈现出的真实性丝毫未减。通过对眼睛的图式、内涵以及形式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说明,进一步理解莫迪里阿尼肖像画中眼睛背后的逻辑及艺术创作的初衷。

19~20世纪初新马地区华人肖像图式的流变

移居海外的华人存在制作和使用纪念性肖像画的习俗,既与中国传统祖先容像具有深刻渊源,又发展出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以新马地区华人肖像画观之,其早期基本沿用故土的祖先容像格套。至19世纪中期,因欧洲绘画和摄影术影响,发展出了具有调和东西且兼顾华人社群文化色彩的图式,多表现为四分之三侧面坐像。随着摄影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至20世纪初,出现了一类正面胸像类肖像照。随后,肖像照逐步取代了肖像画,在此过程中,照片加彩等模仿绘画的手法也逐步退潮。

萨金特《x夫人》肖像画的再研究

萨金特是19世纪著名的肖像画家,他的《x夫人》肖像画曾在1884年法国沙龙展上引起巨大的“丑闻”。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夫人》形象、生产与接受的深入分析,力图超越“丑闻”的话语论述,来重新解构这幅作品的复杂内涵。

潘玉良为何爱作肖像画?

在安徽博物院所藏潘玉良各个时期的363件油画作品中,尤以肖像画为多,达124件。潘玉良为何如此爱作肖像画?其笔下一幅幅肖像画背后究竟映射着怎样的内心世界?一、心底的倾诉——自画像安徽博物院藏有潘玉良自画像9幅,其中已知创作年代最早的是1939年的《艺术家肖像》——这幅作品曾参加1939年4月举办的法国独立沙龙展。此外,《执扇自画像》也创作于1939年。在这些肖像画中,最为著名的是创作于1940年的《黑衣自画像》、1945年的《窗前自画像》和分别创作于1947年、1949年、1963年的《自画像》。自画像是潘玉良内心情感世界的反映,承载着她心底的诉说。

论任伯年的肖像画艺术

任伯年的肖像画在同时代的画家中,造谐最为杰出,当时就很受人们的重视。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道:“任伯年兼白描传神(即肖像画),一时刻集而冠以小像者,咸乞其添毫,无不逼真。笔沪上,声誉赫然。”任伯年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其中多数为他所熟悉的艺文挚友和亲属写照,创作态度十分认真,力求人物形象形肖神具。现知他传世最早的肖像画,为他28岁所画的《周闲像》(2)此后直至晚年未有间断。据粗略统计,不下四十余幅,实际制作应超过此数。从现存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探讨他各时期肖像画的艺术风貌和技法发展的脉络。

明代肖像画风格及其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影响探究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工笔人物画一直深受画家的喜爱,拥有极高的地位。肖像画作为人物画的一类,经过历代画家的不断探索,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也为工笔人物画注入了新的生机。明代肖像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写实、精细、细腻的风格著称。明代肖像画的人物形象逼真、神态生动,细节表现入微,色彩丰富。明代肖像画家注重传神,即通过绘画表现人物的性格、情感、品位等,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生命力和表现力。明代肖像画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对当代的工笔人物画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风格、表现手法、色彩运用等方面。不仅如此,明代肖像画也为当代工笔人物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美学资源,使当代工笔人物画在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汲取营养。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明代肖像画进行研究:首先介绍明代肖像画的兴盛背景及发展演进过程;其次介绍明代肖像画的风格特点,围绕写真传神、随类赋彩、中西结合三大特点进行阐述;最后介绍明代肖像画对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影响,并从题材、技法及中西结合三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