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股沟嵌顿疝患者发生肠坏死的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大约15%的嵌顿疝病例会进展为肠坏死,需要进行肠切除手术。相比于没有坏死的患者,发生肠坏死患者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显著更高。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设计并验证一个能够预测腹股沟嵌顿疝患者发生肠坏死风险的诊断模型。方法 筛查了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嵌顿性腹股沟疝急诊手术的患者的临床记录。将纳入的患者以2:1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n=180)和验证组(n=76)。我们使用R软件中的rms包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合来自LASSO回归模型的选择特征,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型。结果 根据LASSO回归分析的结果,开发了一个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建立预测模型。模型中包括的预测因子有腹腔积液、疝囊积液和降钙素原。训练组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977(95% CI = 0.957-0.992)。验证组的列线图的AUC为0.970。验证了研究中列线图的准确性和实用性。结论 腹股沟嵌顿疝患者的肠坏死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以用于预测和区分腹股沟嵌顿疝患者肠坏死的风险。

CT示膈下游离气体的腹内疝致肠绞窄、肠坏死1例

消化道穿孔发病急、变化快、病情重,是胃肠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术前通常有腹膜炎表现及膈下游离气体,但膈下游离气体并不是消化道穿孔特有的征象[1]。2024年2月我科收治1例术前CT示膈下游离气体,术中证实为腹内疝导致肠绞窄、肠坏死,行腹腔镜小肠部分切除术,报道如下。

肠脂肪酸结合蛋白和D-乳酸在早期诊断嵌顿疝肠坏死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和D-乳酸(D-LAC)早期诊断嵌顿疝肠坏死的价值。方法:选取36只SD大鼠,实验组(n=18)制作嵌顿疝动物模型,对照组(n=18)未制作。在术后30 min、2 h、4 h、6 h、8 h和12 h,采用ELISA检测两组血清D-LAC和I-FABP的水平;RT-qPCR鉴定嵌顿疝肠管组织中I-FABP的表达。通过嵌顿肠管大体标本、苏木素伊红(HE)染色和Chiu’s评分判定肠坏死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术后6 h时嵌顿肠管大体标本和HE染色呈典型肠绞窄表现,Chiu’s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血D-LAC明显升高(P=0.002);8 h时肠管逐渐向肠坏死过渡,血D-LAC进一步升高(P=0.012),血I-FABP也明显升高(P=0.001),并且肠组织中的I-FABP表达明显升高(P=0.002)。12 h时肠管呈现明显肠坏死特征、Chiu’s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血D-LAC和I-FABP均升至最高[(2019.60±16.17)μg/L vs(273.18±14.63)μg/L,P=0.001;(1210.94±5.96)μg/L vs(220.46±9.63)μg/L,P=0.001];肠管组织中的I-FABP表达最高[(8.20±0.60)μg/L vs(1.13±0.16)μg/L,P=0.001]。结论:嵌顿疝大鼠血清I-FABP和D-LAC水平升高,为早期诊断嵌顿疝肠管坏死的临床研究提供了依据。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并肠坏死1例临床护理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SMAE)是一种临床急腹症,多由外源性栓子如心房颤动、风湿性心脏病等脱落引起。该病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凶险,临床特异性差,极易造成漏诊误诊,死亡率高。多学科协作护理模式(MDT)是依托多学科团队,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特定疾病制定规范化、个性化、连续性综合治疗护理方案,有利于复杂疾病和疑难创面的治疗[1]。

回回结型合并回回型肠套叠致回肠坏死一例

肠套叠是3个月至6岁儿童肠道梗阻的最常见原因。大多数儿科病例是回结肠肠套叠。相关文献曾报道过4例多部位型肠套叠[1-4]。本文报道一例3岁男童并发回回结型肠套叠和回回型肠套叠的病例,肠套叠涉及部分回肠缺血坏死。患儿仅出现轻微呕吐和反复腹痛,腹痛不剧烈,临床易诊断为胃肠炎而耽误治疗。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肠系膜低灌注致肠缺血坏死的治疗策略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起病快,病死率高,传统上通常在患者入院后紧急进行开放性主动脉修复术,以防止主动脉破裂而导致死亡。然而,若合并灌注不良综合征引起肠系膜上动脉低灌注会进一步导致肠坏死,严重影响手术预后甚至引起不良后果,在治疗上带来极大困难。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文献,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造成器官灌注不良的机制、治疗现状、手术方式的选择进行综述。文献复习结果表明,目前针对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肠系膜上动脉灌注不良的手术方式选择可采用中心型主动脉修复术;对肠系膜上动脉先进行开窗和/或支架置入,再对主动脉进行延迟开放修复;优先进行肠系膜上动脉血运重建,再行主动脉中心型修复术;中心型主动脉修复的同时,对肠系膜上动脉的远端真腔进行直接血流灌注,并且都可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在外科主动脉修复术后,仍可能出现肠缺血坏死,此时需要积极进行剖腹探查并做出相应坏死肠切除处理,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嵌顿性腹股沟疝患者并发肠坏死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和验证

目的建立嵌顿性腹股沟疝患者并发肠坏死的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其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高州市人民医院治疗的110例嵌顿性腹股沟疝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发生肠坏死分为发生组(21例,伴发肠坏死)和未发生组(89例,无肠坏死),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测指标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嵌顿性腹股沟疝患者并发肠坏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验证其预测价值。结果发生组患者肠梗阻和发热发生率高于未发生组,嵌顿时间长于未发生组,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及D-二聚体(D-D)水平均高于未发生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合并肠梗阻、嵌顿时间延长、NLR升高及D-D升高均是影响嵌顿性腹股沟疝患者并发肠坏死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建立Nomogram风险预测模型,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Nomogram模型判断肠坏死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38,灵敏度为0.857,特异度为0.730。结论嵌顿性腹股沟疝并发肠坏死与NLR升高、D-D升高、合并肠梗阻及嵌顿时间延长有关,据此建立的Nomogram风险预测模型有利于判断肠坏死风险。

缺血性小肠坏死合并门静脉积气1例

患者女,70岁。因“胰瘘引流管脱离1天”入院。患者1月前行胆囊切除术+胆总管探查术+胆总管切开T管引流术及胰腺肿瘤穿刺活检术,术后病理结果:胰腺慢性炎性细胞浸润。查体:腹壁正中可见一长约15 cm手术疤痕,愈合良好,右侧腹部可见T管留置,引流通畅,腹水经T管管壁渗漏,渗漏处皮肤红肿疼痛。由于患者胰瘘持续不能控制,综合评估后行腹腔探查术及胰肠吻合术+胆肠吻合术+胃肠吻合术+空肠空肠吻合术+空肠造口术。术后2周开始出现腹部隐痛,疼痛逐渐加重,伴痛苦面容。

急性肠系膜血管缺血性疾病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急性肠系膜血管缺血性疾病(acute mesenteric ischemia,AMI)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2021年12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75例AMI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开腹手术确诊为肠坏死组28例和非肠坏死组47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AMI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各因素的预测价值。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腹膜刺激征、白细胞计数、丙氨酸氨基转移酶(glutamyl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血尿素氮、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D-二聚体、腹腔游离液体、肠壁积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白细胞计数升高、血尿素氮水平升高、腹腔游离液体及肠壁积气是AMI发生肠坏死的独立预测因素。上述指标及四者联合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7(95%CI:0.656~0.857)、0.728(95%CI:0.613~0.825)、0.715(95%CI:0.600~0.814)、0.729(95%CI:0.614~0.825)、0.922(95%CI:0.837~0.972),四者联合预测肠坏死的敏感度为92.9%,特异性为83.0%。结论白细胞计数升高、血尿素氮水平升高、腹腔游离液体和肠壁积气是AMI患者发生肠坏死的独立预测因素,四者联合对发生肠坏死具有较高的诊断预测价值。

腹腔镜下儿童腹股沟斜疝术后并发后腹膜裂孔疝合并肠坏死2例

腹腔镜下儿童腹股沟斜疝术后并发后腹膜裂孔疝合并肠坏死,是近几年来采用腹腔镜下完成疝囊高位结扎术后产生的新的并发症。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鲜有涉及。本文围绕西安市儿童医院收治的2例病例展开研究,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此类并发症和腹膜完整性具有相关性,但是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值得我们探讨。

腹股沟嵌顿疝患者肠坏死的预测和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腹股沟嵌顿疝患者肠坏死的危险因素及预测因子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107例嵌顿疝急诊手术患者。肠坏死病例为观察组(n=24),无肠坏死为对照组(n=83)。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确定连续变量的截断值,评估肠坏死预测因子的诊断价值。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嵌顿疝患者肠坏死的危险因素。结果满足入组标准107例患者,肠坏死24例(22.4%),单因素分析显示肠坏死与女性(P=0.028)、高龄(P=0.004)、股疝(P=0.013)、嵌顿时间(P=0.023)、白细胞计数(P=0.002)、中性粒细胞计数(P<0.001)、淋巴细胞计数(P=0.01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数(P<0.001)、C反应蛋白(P=0.031)、血浆纤维蛋白(P=0.018)、D-二聚体(P<0.001)、肠梗阻(P<0.001)、腹膜炎体征(P=0.002)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数>7×10^(9)/L(OR=6.188,95%CI:1.350~41.326,P=0.023)和D-二聚体>0.3 mg/L(OR=24.961,95%CI:3.328~186.659,P=0.002)为嵌顿疝患者肠坏死的危险因素。联合中性粒细胞计数(>7×10^(9)/L)和D-二聚体(>0.3 mg/L)预测肠坏死的ROC曲线AUC面积为0.894,诊断肠坏死的敏感度为95.8%,特异度为91.6%,阳性预测值76.7%,阴性预测值98.7%。结论中性粒细胞和D-二聚体升高可能与嵌顿疝患者的肠坏死风险相关,有助于术前预测诊断肠管坏死。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肠坏死手术治疗31例临床体会

目的 总结31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肠坏死(ASMAE)临床手术治疗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共体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31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肠坏死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31例ASMAE患者死亡病例为6例,病死率为19.35%,其中13例行肠吻合术治疗后死亡病例为5例,病死率为38.46%,18例行造瘘术治疗后死亡病例为1例,病死率为5.56%。患者均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术前心率≤120次/min者20例,死亡病例1例,病死率5.0%,低于术前心率>120次/min病死率(5/11),P<0.05。平均动脉压>105 mmHg病死率35.71%(5/14)明显高于动脉压正常者病死率5.88%(1/17),P<0.05。存在反跳痛者病死率5.26%(1/19)明显低于无反跳痛者41.67%(5/12),P<0.05。Fullen缺血分级Ⅰ级病死率明显高于Ⅱ级,P<0.05。结论 ASMAE患者预后较差,尤其是心率>120次/min、平均动脉压>105 mmHg以及行肠切除吻合术等患者,因此临床要予以重视,并严密关注此类患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最大程度改善其预后。

非闭塞性肠系膜缺血致肠坏死一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加强对非闭塞性肠系膜缺血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非闭塞性肠系膜缺血引起肠缺血坏死病例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患者为老年男性,既往有腹股沟疝病史,2d前因腹股沟疝嵌顿后至当地医院手法复位后腹痛无明显缓解,至柳州市人民医院检查考虑肠破裂,术前患者休克,急诊行剖腹探查,术中见:小肠破裂,肠内容物漏出,肠管缺血进行性加重,予手术切除,为判断剩余肠管活性及预防腹腔室筋膜综合征,暂不关腹,待术后48h再次开腹探查见小肠活性良好后关腹。术后恢复良好。结论:非闭塞性肠系膜缺血是一种罕见的肠缺血坏死病因,诊断困难,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相关死亡率。

腔内治疗技术在早期肠系膜上动脉血运障碍疾病中的治疗效果

肠系膜缺血性疾病是外科常见急腹症,该病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临床容易漏诊或延迟治疗,将导致肠管缺血坏死,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临床报道显示^([1]),有80%患者被误诊并接受了不恰当的治疗,甚至部分患者接受了剖腹探查、胆囊切除,但在确诊前症状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险些引发肠坏死,竟与一种茶有关

不少注重养生的人,平日里都爱泡些花草茶。但是,浙大一院近日接诊的一位患者,恰恰是因为常喝一种茶,险些引发肠坏死。3月下旬,52岁的老刘被送到浙大一院庆春院区急诊科。他腹痛难忍、恶心呕吐、脸色苍白、冷汗不止。老刘告诉医生,自己肠胃一直不太好,半年前开始莫名其妙地右下方肚子痛,吃了点“肠炎宁”“吗丁啉”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腹痛仍反复发作。最近几个月,腹痛频次更高,还出现了便血。

腹部术后急性肠坏死发生高危因素调查及各因素预测价值研究

探讨腹部术后发生急性肠坏死的高危因素及各因素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在我院行腹部手术的288例患者资料,并按术后是否发生急性肠坏死分为发生组和未发生组,先比较两组的基线资料和临床指标,再分析腹部手术后发生急性肠坏死的危险因素并评估各因素预测价值。结果 288例入组患者中腹部术后发生急性肠坏死28例(发生组),未发生急性肠坏死260例(未发生组),两组的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发生组与未发生组的术后MPV值、CRP水平、PCT水平以及术后经鼻空肠管管饲率、术后严重贫血率指标存在差异(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MPV、CRP、PCT指标偏高是引发腹部术后急性肠坏死的危险因素(P<0.05)。术后MPV预测腹部术后发生急性肠坏死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0.617和0.721,术后CRP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74和0.594,术后PCT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47和0.761,其中术后CRP预测的敏感度最高,术后PCT预测的特异度最高。结论 术后MPV、CRP、PCT指标偏高是引发腹部术后急性肠坏死的危险因素。术后可以通过观测患者MPV、CRP、PCT预测急性肠坏死的发生风险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上述指标中CRP预测的敏感度最高,PCT预测的特异度最高,在临床应用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三项指标联合预测,以提升准确性。

腹部超声对小儿肠套叠的诊断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腹部超声在小儿肠套叠中的应用价值,为小儿肠套叠的诊断、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方法:选取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2023年2月—2024年2月收治的82例小儿肠套叠患儿,在患儿入院24 h内均实施腹部超声检查,分析82例小儿肠套叠患儿的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对比肠坏死患儿(肠坏死组)与非肠坏死患儿(非肠坏死组)的血运情况、套叠肠管间积液情况及水肿情况。结果:腹部超声检查显示,有75例患儿被确诊为小儿肠套叠,5例患儿被判断为疑似诊断,2例患儿因临床表现模糊、无经典病症等因素被漏诊,腹部超声诊断准确率为91.46%(75/82)。在75例确诊患儿中,患儿的包块形态较为规则且呈现为“同心圆征”与“套管征”;手术治疗结果表示有36例患儿出现肠坏死,46例患儿为非肠坏死。肠坏死组的CDFI分级可分为Ⅲ级1例,Ⅱ级16例,Ⅰ级19例,血供丰富占有率为2.78%;非肠坏死组的CDFI分级可分为Ⅳ级17例,Ⅲ级27例,Ⅱ级2例,血供丰富占有率为95.65%。肠坏死组与非肠坏死组患儿的血运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坏死组中套叠肠管间积液34例,无套叠肠管间积液2例;非肠坏死组中套叠肠管间积液15例,无套叠肠管间积液31例。肠坏死组与非肠坏死组套叠肠管间积液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坏死组中肠壁水肿≥15 mm者有26例,肠壁水肿<15 mm者10例;非肠坏死组中肠壁水肿≥15 mm者有14例,肠壁水肿<15 mm者32例。肠坏死组与非肠坏死组肠壁水肿情况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腹部超声在小儿肠套叠应用中可满足其诊断病理要求,具有专属性佳、效率高、安全便捷的优势,可帮助医师进一步了解患儿的腹腔情况,掌握其病情发展情况,为其诊断、治疗提供有利依据,值得应用。

小儿肠套叠合并肠坏死的超声表现及诊断价值

目的肠套叠合并肠坏死是空气灌肠复位的绝对禁忌症，目前对小儿肠套叠合并肠坏死的超声检查表现及特点报道较少，该研究重点探讨其超声表现，及时指导临床医生正确选择复位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2006年手术复位的48例肠套叠合并肠坏死病例的超声图文资料。结果①肠套叠的类型与肠坏死密切相关，回回结型最易导致肠坏死；②套叠部肠壁明显增厚，套叠中心部常伴有肿大的淋巴结、肿大的阑尾；③肠套叠内积液、套叠远端肠管扩张伴肠壁增厚、肠蠕动减弱或消失是肠壁大片坏死的表现；④继发性肠套叠也是导致肠坏死的一个重要因素，部分可探及原发病灶的声像；⑤腹腔积液是所有肠套叠伴肠坏死的共同表现。结论当肠套叠伴肠坏死时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声像图特征，可间接提示肠坏死的可能，掌握这些超声表现能及时指导临床医生正确选择复位方式。

腹股沟嵌顿疝肠坏死肠切除一期无张力修补术治疗体会

腹股沟嵌顿疝是外科常见的急腹症,疝内容物易发生绞窄坏死,嵌顿疝确诊后应尽早手术治疗。传统手术方式为二期修补,有张力。随着手术技术及材料的改进,认知理念的演变,无菌技术的提高,目前国际公认的腹股沟疝最佳治疗方法为无张力疝修补术,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低等优点。本研究采用无张力一期手术修补治疗嵌顿疝患者,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色素沉着-息肉综合征伴多发性肠息肉、肠套叠、肠坏死1例

患者男， 10岁，以肠梗阻收院。检查见唇部有针头、米粒大小不等，点状墨黑色色素沉着斑，境界清晰，有的相互融合成片，口腔粘膜有片状黑色斑可见。两手背、手指，两足背、趾端，有散在针头大小黑色色素斑。经剖腹探查，证实为空肠上段息肉，息肉系多发性，小如蚕豆，大如乒乓球。即行肠息肉、部分坏死肠段切除及肠吻合术，术后恢复顺利。其色素斑未作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