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变化

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被定位于向股东会负责的下属性机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弊端。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是公司权力重心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因为后者更能满足公司规模扩大和资本市场发展所提出的专业化和效率化的需求。这一变化趋势对公司法研究者和立法者的启示是公司董事的内涵和责任需要适当扩大、公司监管的重点应当做出相应调整。

股东中心主义、董事会团队文化与决策效果

本文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对董事会团队文化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对我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不同制度逻辑进行分析,研究了＂股东中心主义＂的制度逻辑下形成的董事长权威对董事会团队文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董事会团队文化对决策效果的影响。在将董事会团队文化分为个体层面的建设性行为和组织层面的共同规范两个基本准则后,研究发现：董事长权威会降低董事会成员的建设性行为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共同规范,董事会成员的建设性行为会降低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提升董事会决策质量,董事会成员的共同规范会提升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研究表明制度环境中的主导逻辑会影响董事的行为模式而塑造董事会团队文化,进而影响决策效果。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

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 ,各国的公司法都经历了削弱股东大会权限 ,强化董事会地位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非意味着“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机关的分化不等于股东大会丧失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同时 ,经营者控制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立法的本意。

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证成与反思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股东会中心主义之所以在早期被各国采用,是因为其不仅具备现实合理性,更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反思,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适用何种机制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公司法已经呈现出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过渡的趋势。因此,为增强我国企业及民族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有必要构建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

权力动态配置下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新《公司法》在公司机关权力配置上偏重董事会,有限地确立了董事会中心主义,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方面,对剩余权力的归属规定阙如;另一方面,未有针对性地回应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对此,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法》的留白和任意性规范所营造的规范自治空间,按照“常量经营权+变量剩余权”的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构建适应性品格突出的中国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具言之,允许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等封闭公司的权力中心上移,由董事会向股东会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以提高决策效率;在以上市公司为典型的公众公司中下沉权力中心,将董事会的部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至经理层,构建监督型董事会。这一职权配置模式在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同时,也能够兼顾不同规模公司的治理实际。

新公司法颁布背景下对重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思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引发了对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争论,目前我国新颁布《公司法》事实上仍采取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这种单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带来公司经营效率低下、运营模式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现如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下,“董事会中心主义”更加适合。

《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间的取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引发了对公司治理模式的新一轮讨论。国有上市公司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主体,是研究公司治理模式的绝佳载体,目前其治理模式是法律上的董事会中心和事实上的股东会中心,受到的行政干预较为严重。但是这种事实上的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自有其历史逻辑,曾经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公司经营效率低下、权力寻租、腐败等诸多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因而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董事会中心主义是国有上市公司更为合理的选择且具有可行性,能够推进市场完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但也要认清在国有上市公司进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通过完善董事选聘、决策、问责机制等路径逐步推进。

论上市公司治理的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

确立上市公司治理的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助于坚持资本市场的人民性,增强公司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要夯实股东大会的权力机构地位,确保公司最终控制权掌握在股东之手。要警惕董事会中心主义或管理层中心主义等内部控制人理论的诱惑。股东大会可授予董事会或管理层更多经营决策权,但立法者不宜越俎代庖,强制推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或管理层中心主义规则。数字化为股东中心主义勃兴提供了历史机遇。要推行股东大会普惠化改革。要完善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瑕疵之诉的裁判规则,降低原告股东门槛,导入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原告滥诉筛查机制,取消费用担保规则。《公司法》要导入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美国股东中心主义的兴衰史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中心主义相辅相成,同频共振。落实股东中心主义需要协同共治。

董事会中心主义神话破灭后的董事会角色定位: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董事会角色定位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建议超越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与总经理中心主义之争,重构基于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董事会制度,确认董事会是公司业务执行机构,并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或总经理的中心主义均有悖信托关系与代理关系的基本逻辑。董事会职权不源于天授神赐或立法者恩典,而是源于股东委托授权。董事会(经理人)中心主义仅是美国大公司经历的三大治理模式之一。畸形的两权分离模式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并非全球公司的标配模式。在不剥夺或减损股东会固有法定职权的前提下,章程可视公司具体情况适度扩充或缩减董事会职权。董事会职权的法律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章程与股东协议可限制董事会职权的范围与行使方式,股东会有权推翻董事会的不当决策,但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股东会特别决议可要求董事会实施或不实施特定行为,但这不导致董事会在特别决议作出前已实施的行为无效,也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限制董事会的章程、股东会决议只要在公司登记机构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自动对抗任何相对人。

构建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公司能否健康、有效率地运作,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定位公司的权力中心。国外公司权力中心定位的历史沿革和我国公司运行的实际情况表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让位于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不仅要在公司立法上,而且要在公司实践上,确立董事会的公司权力中心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更规范、更健康、更有效地运营。

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之社会责任理论——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下对股东的支持与保护

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逐步建立,社会责任理论在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应对敌意收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但其原则性过强和理论引入较晚使得上市公司股东在收购活动中鲜有运用。通过寻求第三方介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完善股东知情权、异议权等权利的综合行使,打破国外通行的反收购措施在中国难以运用的壁垒,促进上市公司收购市场的良性发展,为上市公司股东在收购活动中提供支持与保护。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中国式困局

'2016年以来,万科、南坡A、中科云网等中国式的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矛盾闹剧',根源就在于中国公司治理中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缺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权力划分的原则不清晰'欧美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着一种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既是一种明确的公司法律规定,也是一种蕴涵在其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背景中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国1904年的《清公司律》明确设定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但直到百年后的2017年,都没有真正地发展成为现实。

董事会中心主义下的创始人保护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由于股东会的非常设性和股东的非专业性,导致董事会实际在公司治理中掌握主动权,甚至由于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冷漠导致董事会实际完全控制公司,造成了董事会利用职权意图摊薄股东股权、擅自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等严重侵犯创始人利益的情形,以国美事件为契机,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提供一种思路和构想,以避免此种情形的发生,并充分发挥章程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喜福会》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消极影响(英文)

文章深入分析了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中母女双方同时表现出来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探讨了该思想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给小说中四对母女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指出在跨文化交际中应采取一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

董事会中心主义：更优的制度选择

近年来ESG兴起,全球超60个国家、地区出台了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在201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确立了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社会思潮的演变,促进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修正,而股东至上的反面--董事会中心主义,则是实现社群主义价值观的最佳保障.

谁才是真正的创新推动者——基于经理中心主义和股东积极主义

根据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变动和大股东变动分别来模拟经理中心主义和股东积极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企业比实际控制人为非自然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性,但对于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家族企业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不论是非家族企业还是家族企业,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对企业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更大;第一大股东变动对企业创新具有消极作用,结果并不支持控制权市场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业绩越差的企业越容易发生大股东的变动。对比实证结果可知,应适当保护企业创始人的控制权,发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防止资本市场上的恶意收购。

建立股东中心主义治理模式——新《公司法》(2005)的创新与完善

新《公司法》的股东中心主义模式的建立体现在:加强了股东权利保护的同时也加强了股东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但新《公司法》仍然是一部过渡性特点明显的法律,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尤其在公司治理方面,应从对公司转投资进行限制,强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知情权,进一步改进累积投票制,完善股东衍生诉讼制度,对公司压迫提供救济等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兼论我国公司董事会的重构与完善

本文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演变入手,分析了这两种学说的确立过程、存在和发展的因由以及后者取代前者的必然性。文章指出,我国目前实行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存在许多弊端,应当适应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国际潮流,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公司董事会制度。

跨文化交际中的绊脚石——民族中心主义——《喜福会》中母女冲突原因探析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中,母女双方表现出来的民族中心主义是造成母女间交际障碍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跨文化交际中采取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才能缓和矛盾,消除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