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我国前置程序目前存在许多不足,前置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需要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前置程序的立法,从而保障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实施,保护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属性阐明——以前置程序重构为中心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于中国发轫未久,在制度安排上多有相容性差、可诉性缺失等不适反应,究其根源,并非单纯的商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未得对接,而是源自法律移植的制度理论之内核尚存疑虑。在理论进路上,由股东代表诉讼之权源基础展开分析,阐明股东诉权非为"派生权利"而是由公司契约安排所得之原权利,是股东监督权的延展,并以此为据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价值基础进行探讨,厘清"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下的制度演绎路径,进而提出双轨制的股东代表诉讼程序设想。

比较法视角下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在借鉴国外立法和论证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立法建议。

探析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以“股东书面请求制度”为中心

一、问题之所在众所周知,经过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我国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即以152条为中心将该制度法条化。在152条中,公司法通过在前置程序①中设置"股东书面请求制度"——要求股东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来对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进行限制。即公司法在向具有起诉资格的股东②赋予代表诉讼提起权的同时,又要求股东在行使该权利前先向公司机关③提出书面请求。

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非紧急情况下股东代位诉讼前置程序豁免研究

我国《公司法》在原则上对股东代位诉讼设立了前置程序,但为了避免过于刻板的程序不利于及时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也规定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豁免前置程序。然而,实践中发现,在“非紧急情况”下也存在豁免该前置程序的必要性,目前学界中虽已有不少关于该论题的学术成果,但对实务中“非紧急情况”的类型化分析却鲜有。对此,本文通过对筛选出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整理,进而对“非紧急情况”下前置程序的豁免规则进行类型化研究总结,最后梳理出对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启示。

争吵的规矩:前置程序在股东间代表诉讼的适用

引子：一则案例引发的问题 原告王某与被告甲公司约定共同投资设立第三人乙公司，其中王某占乙公司注册资本的49％，甲公司以被告江某代表甲公司出资，占乙公司注册资本的51％，江某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王某为总经理，刘某为监事。另约定在甲公司认定项目的技术和经济上可行等前提下，王某有在乙公司开展业务工作的权利。

论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豁免--以“履行无意义”豁免为中心

公司利益受损时,原则上应当由公司直接提起诉讼。公司拒绝起诉、公司怠于起诉、公司不能起诉、公司起诉将耽误时机,是将案件引流至股东代表诉讼的特别理由。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履行无意义”豁免的现象,不利于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履行无意义”豁免并非不可或缺,为了降低该制度的运行成本,需要严格限制其适用,明确其适用规则。前置程序的履行是否无意义,应根据有利害关系或缺位的董事、监事在公司管理机构中的占比进行判断。原告股东兼任监事的,不应豁免前置程序。

论清算阶段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

本文通过分析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救济机关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司进入清算阶段后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履行竭尽内部救济原则后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建议建立将清算组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救济机关的制度,以期实现股东代表诉讼理论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衔接。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程序的体系调适:兼评新《公司法》第189条

新《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正式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并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完善,但相关规则的适用尚存在探讨空间。为实现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的协调,在原告持股标准方面,应考虑母子公司结构下换股交易后的“持续持有”标准和不当利益抗辩的“同时所有权”标准应用。在被告范围扩大方面,新法允许母公司股东起诉侵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他人”,但需注意区分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并灵活认定全资子公司。在前置程序方面,被告范围扩大后应要求原告同时向母子公司提起诉前请求,同时尝试建构以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审查程序。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适用

【裁判要旨】法律不会要求当事人徒为毫无意义之行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有关股东提起代表诉讼,须以先行书面请求公司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提起诉讼而无果为前置程序的规定,应当认为其所针对的是公司治理形态的一般情况;对于确属股东申请无益即客观事实足以表明公司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不可能接受股东的上述申请的情况,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探析

股东派生诉讼,也称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或者管理人员等的侵害而公司不能或怠于行使诉权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利益和监督董事、监事、经理层等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一种限制.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寻求公司纠纷的内部解决。股东启动前置程序的条件过于严苛,董事会作为被请求人缺乏正当性,公司与请求提起诉讼的股东交流沟通制度的缺失等立法缺陷导致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完善前置程序的立法规定以实现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实证研究

前置程序规则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决定是否开启股东派生诉讼,以自由来换取秩序,取公平而舍效率。因此,法官对前置程序的审查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派生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较多的应用,前置程序豁免情况较高,法院在认定前置程序执行的标准上存在诸多问题。实务中的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国股东派生诉讼法规已经背离了前置程序的价值和立法本意。我国公司法应当以维护公司自治为核心,完善前置程序的诉讼请求制度,加强对前置程序豁免的司法审查,引入法院对公司拒绝起诉决定的司法审查制度和细化相关操作规则。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豁免:国家介入的“情况紧急”认定

在特定情况下国家会对私法领域的特殊制度进行强制规定,国家介入主要是以在实体法中对程序进行强制规定的方式展开。立法层面主要体现为引入了具有国际性的相关制度。公司法所设的股东代表诉讼是其中较典型的一项制度,尤其是其程序性设计—前置程序及其豁免。私法领域主体无权约定或排除＂情况紧急＂,只能由国家机关对＂情况紧急＂的内涵与外延予以认定。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豁免规则研究——基于24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我国于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时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设置了诉讼启动的前置程序及其豁免规则。但《公司法》第151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法定豁免事由的规定比较抽象,其范围和边界有待厘清,在实践中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对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梳理表明,单一的法定豁免事由并不足以涵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特殊情形,如原告兼有股东与监事双重身份、被告包括董事和监事、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公司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存在原告股东无法履行前置程序或者履行前置程序已无意义的情况。此时为保护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应当允许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非基于法定豁免事由免除原告股东的前置程序履行义务。因此,从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实践出发,进一步明晰法定豁免事由的内涵与外延,并对法定豁免事由之外的可豁免情形进行类型化,有助于指引法官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推动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及对我国的启示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在促进公司与股东和解、实现纠纷诉讼外解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由公司治理结构和社会传统所决定,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内容架构具有明显特色,并对该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公司法》有必要从中借鉴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促进其诉讼外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发挥。美国的股东派生放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对我国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启示:重视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平衡作用,确定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合理请求对象,增加法院对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审查,以及强化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程序法地位。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评析

股东派生诉讼是维护股东利益的重要措施.同时亦有可能造成股东滥用诉权的情形.为了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考察前置程序的相关理论及实践问题,建立相应的派生诉讼前置程序.

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