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对股东价值导向的反思与替代

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不是最优的治理模式。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符合企业发展要求。在新的导向下,“平坦”的管理者补偿计划,正确导向的经理人市场,非控制权利益相关者契约性保护条件下的股东专一控制权是利益相关者导向公司治理新的基本模式。

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控制权的分享、承诺可置信成本和公司治理的股东价值导向

本文通过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比较了股东价值导向下管理人员基于激励合约设计的努力程度和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下基于讨价还价合作博弈分享产出制度下的管理人员努力程度。我们证明,给定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结合形式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关键,选择对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激励合约设计将更为有效;如果人力资本之间的结合形式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关键,则选择基于讨价还价的控制权分享将更为有效。上述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合伙制企业以基于讨价还价的控制权分享形式出现,而很多外部投资者聘请管理人员经营的现代公司则以激励合约设计形式出现的现象。

论“股东价值导向”与创新驱动

企业是创新的承担者,“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从企业与“企业家”本身入手来研究创新动力问题是更有意义的方向.本文探寻了企业治理理念和治理结构的创新动力效应,认为,植根于“股东价值导向”理念基础上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行动逻辑及“股东单边主义”企业治理结构的理念与实践更易催生投机主义逻辑,这会削弱创新的动力,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也会损害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股东价值导向”是建立在“资本强权观”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股东价值导向”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再次表明了主流经济学企业理论范式的缺陷,也意味着创新驱动的“市场失灵”.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共同治理更能培育创新主义逻辑,更有利于激发创新动力.创新驱动的政府调节也至关重要.

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与就业不稳定性——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在梳理金融化与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讨论了金融化对劳动者就业不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价值导向越强,公司发生裁员的风险越大;股东价值导向越强,公司对员工的投入越低。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与就业不稳定性有着极大的关联。本文是对微观主体如何受金融化影响的一个中层研究,即将就业不稳定性问题放置到经济金融化的框架下,讨论就业不稳定性的制度机制。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股东价值导向三个维度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劳动就业的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且负向作用体现在民营企业上,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企业的公有性质对劳动就业具有保护作用;金融资产渠道对劳动就业没有显著影响,但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就业。因此,我们应注重建立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组织和治理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发挥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严加监管和控制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确保企业金融化进程始终有利于劳动者。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运用托宾投资模型和系统GMM等估计方法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有负面影响。一方面,非金融企业通过增加金融资产和金融收益,将创新投资挤出;另一方面,股东要求向金融市场增加的支付对创新投资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债务融资却有助于创新投资。通过考察不同企业所有权性质与企业规模的差异性特征,本文发现"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与大企业中,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并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国有企业存在"债务陷阱"效应,过多的债务融资不利于其进行创新投资。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但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活动亦受到企业金融化侵蚀,应当加强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投机活动的监管和加大对创新投资的长期债务融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