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变化

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被定位于向股东会负责的下属性机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弊端。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是公司权力重心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因为后者更能满足公司规模扩大和资本市场发展所提出的专业化和效率化的需求。这一变化趋势对公司法研究者和立法者的启示是公司董事的内涵和责任需要适当扩大、公司监管的重点应当做出相应调整。

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证成与反思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股东会中心主义之所以在早期被各国采用,是因为其不仅具备现实合理性,更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反思,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适用何种机制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公司法已经呈现出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过渡的趋势。因此,为增强我国企业及民族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有必要构建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间的取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改引发了对公司治理模式的新一轮讨论。国有上市公司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主体,是研究公司治理模式的绝佳载体,目前其治理模式是法律上的董事会中心和事实上的股东会中心,受到的行政干预较为严重。但是这种事实上的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自有其历史逻辑,曾经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公司经营效率低下、权力寻租、腐败等诸多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因而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董事会中心主义是国有上市公司更为合理的选择且具有可行性,能够推进市场完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但也要认清在国有上市公司进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通过完善董事选聘、决策、问责机制等路径逐步推进。

股东会中心主义抑或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评判与选择

采股东会中心主义还是董事会中心主义是公司治理研究与公司法制度设计必须作出的理论回应和立法选择。中外公司法学理对于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界定有终极目标论、代理关系论、"最终决定权"和"权力独立"标准、剩余权力归属标准等多种理解和主张。公司治理中心的界定应以公司主要的经营者事项和经营者权力、而非以所有者事项和所有者权力的分配为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经历了从股东会中心到董事会中心、甚至再到经理层中心的交错发展,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呈现为法定董事会中心主义与某些公司事实上的经理层中心主义或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的特殊状态。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各有所长,各有其短,没有尽善尽美的最佳治理模式。《公司法》修订改革和公司治理模式优化选择的使命不是对其进行"二选一"或"多选一"的排他性选择,而应在肯定和设计多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赋予治理模式规范以法律的任意性,允许公司当事人根据自身需求和不同情况自主选择。

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因——以国有企业改制为线索

我国首部《公司法》诞生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是一部服务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大局的时代产物。转轨时期复杂的行政关系、国家独特的财产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守认知都深深的嵌入在《公司法》之中,并且促成了"极致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成为范式的公司权力配置模式。同时,国家股一股独大的证券市场结构以及长期的行政干预禁锢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自然生长,使得上市公司同样继续维系着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格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股东会中心主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减少了转轨时期的公司治理成本,并确保国家行使国有企业控制权。国家通过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参与到微观的企业决策,从而保障改革大局的平稳发展。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股东会中心主义显然不宜一刀切的适用于所有公司。封闭公司宜继续保留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结构。国有上市公司可以部分借鉴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管理技术来优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国有上市公司则应当建立契合现代化大型企业管理需求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底线: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维持原则

《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的规定是股东之间交易合作的基础,也是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职权的自治边界。在理解适用《公司法》第4 6条董事会职权第1 1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时,应将该权利基础结构维持原则作为判断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是否合理的底线。股东权利行使方式的变革、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发展趋势以及对公司经营效率的追求等均不得成为损害该底线的理由。为妥善处理公司自治与中小股东投资预期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应在界分股东会内部基础性权利与经营性权利的基础上,构建以正当程序机制和信义义务机制为核心的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职权的授权机制。在评判授权是否正当时应理性对待公司经营效率原则,宜将其定位为辅助标准而非基础标准。

新公司法颁布背景下对重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思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引发了对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争论,目前我国新颁布《公司法》事实上仍采取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这种单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带来公司经营效率低下、运营模式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现如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下,“董事会中心主义”更加适合。

董事会中心主义下的创始人保护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由于股东会的非常设性和股东的非专业性,导致董事会实际在公司治理中掌握主动权,甚至由于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冷漠导致董事会实际完全控制公司,造成了董事会利用职权意图摊薄股东股权、擅自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等严重侵犯创始人利益的情形,以国美事件为契机,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提供一种思路和构想,以避免此种情形的发生,并充分发挥章程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国新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

健全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是保障公司股东知情权实现的根本途径。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平衡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是股东知情权制度追求的价值理念,获得公司运营、决策、管理信息是股东知情权制度实现的内容要求。在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立法理念变迁、股东平等原则对股份平等原则修正前提下,充实股东知情权内容,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实际,而且顺乎公司法发展潮流。

董事会权力中心的生长与回归

公司机关之间决策权力的分工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枢纽问题与要害所在。在中国公司分权的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董事会中心渐进回归的趋势。董事会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尊重不同类型公司的治理差异,给予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已成为全球公司决策分工治理的经验共识。中国上市公司的商业治理实践显示,经由章程不断扩张的董事会权力,已经向股东会权力中心提出挑战。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治理分权边界的模糊,剩余权力归属不清的诉讼分歧,要求对公司决策权力分工进行立法改进。在公司法改革中,应考虑在股东会保留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和罢免董事等有限的法定权力的基础上,重塑董事会经营决策中心,尊重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董事会的权力边界应当以法律和公司章程为限,股东会不得任意行使董事会职权。尊重公司治理的自生需求,改写董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的简单定位,回归董事会中心主义,或许是中国公司治理胜出的自主道路。

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历史溯源及其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启示

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核心特质的董事会中心主义作为美国公众公司范式的公司治理形态,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特殊政治国情下的产物,是美国各州公司法对经济政治发展的立法回应。19世纪末期,美国工业化和规模经济的高涨、深度流通证券市场的出现是董事会中心主义诞生的经济根源;在权利平等、权力分散的政治思想主导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弱化和分割机构股东,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扫清了发展障碍;至此,董事会中心主义成为美国公众公司治理的商业现实。最后,美国各州公司法逐步进行了以“董事会中心主义”为内容的法律变革,其为商业实践的成果提供了合法化及正当化依据。与美国相比,我国正式的公司化治理开始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公司法的早期发展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改革、国家与国有资产关系的重新建构催生了我国首部《公司法》,并且形塑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权力分配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上市公司迎来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外部环境,并且经历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实践变革,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需要回应公司组织与商事关系的发展变化,并遵循商事法律自下而上的变革规律。

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我国的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司出现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许多国家逐渐从原来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转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我国传统的“三会一层”治理格局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由于两权分离,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建立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建立不同的立法,并完善董事信义义务与问责机制。

论公众公司经营决策权的分配

在本轮公司法修订中,公司经营决策权配置问题较为突出,原《公司法》以有限责任公司为模板采用的股东会中心模式既不契合公众公司的本质也不能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但2023年《公司法》仍未区分封闭公司和公众公司,为所有的公司类型规定了任意性弱度股东会中心模式,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然则,强制性董事会中心模式最契合公众公司的实体本质,董事会应成为公众公司纵向科层治理结构和横向协同治理结构的中心。而且,强制性董事会中心模式更能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董事会中心模式有利于防范控制股东非法攫取私人利益,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董事会中心模式能够减弱短期主义对创新项目决策的影响,更有助于获取资源,从而提升公司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我国公众公司治理规则应采用“遵守或解释”规则,让任意性弱度股东会中心模式达成强制性董事会中心模式的效果。

新《公司法》下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与挑战

本文首先概述了《公司法》的演进和关于公司治理的两种主要模式,即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指出尽管法律上倾向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呈现出控股股东或经理层中心主义的特征。探讨了不同治理模式的优劣,并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如股东会决策效率低下、中小股东权利行使消极、独立董事与监事会职责混淆等。最后,讨论了《公司法》修订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强调了修订应结合实际情况,明确公司机构职权规范,合理分配权责,以促进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

基于公司治理理念的公司资本制度选择

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不仅存在着终极目标上的趋同性 ,而且互动相关。由于不同公司治理制度下存在着不同的价值理念 ,公司资本制度的设置亦应各不相同。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理念不相适应 ,为回应公司治理理念的要求 。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典型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早期基本上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 ,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盛行 ,当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代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大陆模式 ;

公平与效率:公司治理理念的历史演变

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以及后董事会中心主义三个阶段,这是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背后,是公司治理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率地位的变化。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的价值取向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徘徊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地位是不同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历史预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将是公司治理制度的目标。

公司财产权的演进与公司决策权力分配机制的更新

任何一个公司机关都不得拥有无限的决策权力,基于此种考虑,公司法通常将公司决策权力在董事会和股东会之间进行分配。传统的公司决策权力分配路径,无论是股东会中心主义还是董事会中心主义,都是从股东所有权论出发,以股东授权为基础,致力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这种思路需要进行检讨。新董事会中心主义认为公司本质为利害相关人财产与利益的集合,将董事会定位为公司经营事务的决策机关,该权力属原初性而非授权性规定。股东会只能拥有最低限度的决策权力,该权力仅具有监督意义。

后“一股独大”时代的新挑战

股东会中心主义已不合时宜,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不足,加之公司治理文化不成熟,导致股权分散趋势下上市公司内部纷争不绝,甚至不乏极端维权行为出现,最终极易伤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股东与股东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公司的权力机构:一个公法概念私法嬗变的历史进路、理论逻辑与当代意涵

《公司法》的修改引发了新一轮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讨论。“权力机构”是《公司法》对股东会的规范定位,对其内涵的解读是形塑公司治理模式的关键。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念,权力机构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均具公法属性。回顾历史,“权力机构”曾是国营企业治理制度的核心概念,并先后经历了“权力机关”、“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机构”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有着特殊的生成背景与复杂的发展谱系。私法移用权力机构概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制度证成;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制度表达;三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制度表征。权力机构概念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承担着证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殊宪法使命。随着经济体制和政企关系的发展与转变,对权力机构概念的理解应采“弱公法”的解释进路,适当剥离其公法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