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资意义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冲突适用规则

司法实务中,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都可能成为股东出资义务履行的依据。公司章程终止股东协议的学说观点,是对股东协议功能的错误定位,既不合于国外立法,也与合同终止理论、国内的立法和司法判决不符。基于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立法已经认可股东书面一致同意可以替代股东会决议等理由,补充股东协议、而非召开股东会表决的方式可以变更章程内容。在出资事项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本质上的约定性,决定了二者没有必然的效力优劣之分。由此,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发生冲突时,应当按照有效性规则、区分规则、真意探寻规则的逻辑顺序来判定适用何种依据。本轮公司法修订时,应当正视公司章程之外、作为非法定程式的股东协议的存在,应当正视股东协议并非仅仅涉及公司设立阶段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安排,并妥善处理好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之间的适用关系。

类型化股东协议与股东会决议关系之辩

实践中,有不少中小公司采用股东协议方式进行公司治理,这也引发了诸多股东协议代替股东会决议的纠纷。股东会决议原则上应当以法律和公司章程为决议依据。股东协议性质如何,救济途径如何,不能一言以蔽之,应当以签订股东和协议内容为核心标准进行类型化分析。仅有全体股东签订的以公益(公司股东会职权行使)为内容的特殊股东协议才能够替代股东会决议或者成为股东会决议依据。普通股东协议也只能通过仲裁或者诉讼寻求救济。股东会是公司“公器”绝对不能成为个别股东私人契约的“私人法庭”和“私人执行局”。股东协议治理在保护小股东利益等方面具有治理优势,应当与股东会决议协同以扬长避短,共同实现良好的公司治理。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若干法律问题比较研究

公司成立前发起人签订的设立公司股东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性质,公司成立后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股东协议拘束缔约人,公司章程拘束签署股东和公司以及未曾签署的董事、监事等。公司成立之后,股东协议并不被公司章程取代,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之前,股东协议的效力并不自然终止。在个案诉讼中,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存在以哪个为准的问题。

股东协议治理:缘起、困境与规范进路

股东以协议影响甚至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并不乏见,如以股东协议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利益的分离、调整风险分配格局、限制股权或股份转让。公司机构设置缺乏一定的选入规则、股权中的人身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具有可分性等,是促使该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不过考虑到公司组织规则的限制与协议本身的局限性,涉及公司治理的部分股东协议可能会遭遇法律障碍和否定评价。探寻规范股东协议治理的进路,即在理解该类协议的适用需求与价值的基础上,更妥善地处理相关纷争。一方面,在效力认定、违反救济等方面,认识其与合同法视野中协议的区别;另一方面,即使是基于公司法立场的评判,对于部分规则的适用也应避免理解上的偏差。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通过协议对股东权利义务作出与公司法不同的约定,从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从股东协议为订约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出发,宜将股东协议界定为合同。当然股东协议与普通合同有别,除了适用合同法外,因涉及股东权利义务,股东协议还应适用公司法。而且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股东协议还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应赋予股东更多的自治空间。只要股东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就应承认其法律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的效力

股东协议不同于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它是游离并受到公司法制约的一种关于公司权力分配、管理等的长期合同。我国公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有限责任公司仅是被股东当作投资工具而已,其不需要、也不会按照公司法定模式套用,只要股东协议不损害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其效力应予以认可。对于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规模、人数、出资人构成等不同,则需要对相应股东协议的效力作不同的分析与考察,以公平处理相关纠纷。当然,在承认股东协议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很重要的。股东协议的大量出现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的非公司化及中小型公司的工具化发展趋势,我国应以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为契机和基础,全面修改现行《公司法》。

论股东协议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兼谈修改完善《公司法》

股东协议是设立公司的股东之间约定投资项目、投资方式、收益分配、公司人事任命、商业风险及亏损负担、经营管理方式、清算和终止公司等项股东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股东协议早已被我国立法所采纳,在1979年我国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多处规定了合营协议、合同,如在第二条规定了中央政府依法保护协议、合同、章程中的投资以及股东权益;第三条规定了合营协议、合同、章程的审批和合营企业的登记;第四条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我国立法上第一次使用"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说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当时实际上起着<公司法>的作用.1988年4月13日公布施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更是把合作合同作为合作企业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第十一条规定了合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作企业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在1993年底<公司法>出台前,在中国已设立了一万多家合营公司,当时外方股东实际出资达到一百多亿美元,股东协议对于合营公司股东权利的产生和保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股东协议如何进入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以公司合同理论为进路

股东协议的本质是公司股东作为商人基于经济计算的商业实践的产物,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股东协议能满足商人降低公司治理成本的要求。虽然传统的公司实体理论无法为股东协议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证明,但公司合同理论能为其求得法理上的正当性。基于公司合同理论,股东协议是公司股东以合约形式介入公司治理的手段。对股东协议的司法审查不仅要从合同法规范考察协议本身的合同效力问题,同时还应当注意股东协议是否触碰了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的效力阻却事由。

股东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股东间私人协议与公司治理协议二分化立场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裁判中,针对股东协议效力认定这一问题,存在着合同主义路径与公司本位路径两种相对立的裁判取向,二者各有不足之处。对于股东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应区分股东间私人协议与公司治理协议而适用不同的效力认定规则,这样才能发挥保护股东权益和提升公司治理效能的司法裁判功能。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

股东协议作为一种有别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公司自治机制,因其所特有的灵活性、隐秘性等优势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在内容上,股东协议往往具有合同与组织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必须在合同法与公司法的双重视角中展开。在形式上,以是否直接关涉公司法中的组织性规则,可以将股东协议二分为以管理性权力分配为内容之股东协议与以财产性权利处分为内容之股东协议,并进而在类型化分析基础上确立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双重属性”论

机械地区分有限公司中的全体股东意志与公司意志并无实益,股东协议倘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其通过标准高于股东决议的法定标准,更能体现公司意志,故股东协议具有“组织属性”。即使公司章程的修改、股东会决议对特殊事项的通过以超多数决为原则,但其仍系股东在加入公司时即默认的结果,仍属法律上的“合意”,故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协议、股东决议与公司章程并无本质区分,皆兼具“合同属性”与“组织属性”双重属性。在设立公司、股东退出、拓展或者让渡股东权利方面,应允许股东通过股东协议的方式决定《公司法》内部治理制度的适用,以达到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目的。应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特殊决议事项,股东不得通过股东协议的方式将此项权利让渡给股东会以外的个人或组织。

股东协议效力研究

股东协议的应用,与单一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无法适应不同类型公司的需求有关。它具有的制度功能,以及阐扬的自由、公平、效率等多元价值能够满足有限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股东是公司、董事会权力的来源,公司自治即股东自治,股东协议没有损害公司自治,反而是有限公司本质的反映。股东协议制度强调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维系基本的公司人格,因此并不违反基本的公司理论。可以用公司的事实承认等方法来解释股东协议的合法性。为防止股东协议被滥用,应当为其设定有效要件。股东协议在公司成立后是否有效,应当遵循股东协议中当事人的意思,并尊重公司章程效力的优先性。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协议效力问题研究——基于合同法与组织法交叉视阈下的效力区隔与整合

尽管股东协议具备合同的一切属性,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之中究竟具有何等效力,却绝非单纯的合同法问题;恰恰相反,由于其意图改变公司权力的运行方式,便不可避免地与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决议内容发生交互乃至冲突,从而需要结合组织法上的原则与理论,方能赋予其公允恰当的法律效力。中国本土的司法实践和主流的公司法域,对于股东协议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享有组织法效力的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区隔和整合其合同法与组织法效力的方案。考虑到有限责任(闭锁)公司区别于股份有限(公开)公司的独有运行逻辑、团体组织秩序的利益强度与界限,股东协议应当被赋予组织法效力。而在整合私人合同与团体组织秩序的关系中,立法者、司法者应当偏向于实现私人合同自由,从而允许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大幅修改,且有条件地享有相对于公司章程、决议的优先效力。

股东协议的科斯法律经济学分析——以上海米蓝贸易公司案为例

有限公司中合法有效的股东协议应当被遵守,对股东之间权利安排的格局是股东之间妥协的结果,法院对此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宜轻易以司法进行干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能随意剥夺股东资格,除非在有过错情况下,法院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而不得随意扩大。在进行法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衡量时,应当考虑到损害的相互性,而不是偏向某一方,明晰的产权界定是合法裁判的基础,若置成文法于不顾,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上海米蓝贸易公司案中即存在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形,法院其实是在违法裁判。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应当被遵守,在我国《公司法》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条件有明确限定的情况下,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不宜对该条做肆意的扩大解释,否则就是对法律的曲解,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样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失序,并不符合科斯法律经济学的真谛。

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研究

股东协议是公司自治的产物,具有调节公司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功能。该文通过对产联公司案的两审裁判文书进行对比分析来查明司法实践的争议,聚焦于对股东协议价值功能认定的分歧。股东协议是实现股东自治的重要形式,具有存在的现实必要性,法院应肯定股东协议的独特价值,在个案中具体分析其效力。具体而言,法院既要运用合同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对股东协议进行审查,重点审查其是否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又要基于股东协议的组织属性,审查股东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是否与公司章程相冲突,从而确定股东协议的最终效力。

论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的区分

通过分析华电公司决议撤销案的争议点,引出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在内涵、形成方式、针对事项、效力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别。商事实践中出现不少违反股东协议的公司决议,其效力如何,可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在股东自治与交易安全及效率上作出选择。

我国股东协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近些年来,公司法理论在不断深化,公司自治作为公司法研究的核心理念,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苛以遵循的黄金规则。目前这种公司自治主要体现在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对公司内部治理的一些事项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安排。对于股东协议制度作为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外的公司自治机制,在我国大陆地区现行的《公司法》的立法中确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对股东协议制度是否适于中国?是否有必要移植?不仅是股东协议制度中国路径的首要问题,也成了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讨论股东协议制度在中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不仅有利于厘清股东协议制度与其他公司自治机制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也能促进我国多种公司自治机制的完善与融合。

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

现代公司法在具体类型样态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法域差异,但在治理结构形成机制上普遍遵循立法供给的法定结构与公司章程的私序定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开透明。然而,公司治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通过股东协议建构治理私序的暗箱操作,以此实现所有权与股东权的分离以及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规避了公司法对治理私序定制范围和结构的法定限制。通过股东协议的暗箱治理会消解公司法固有的结构性,加剧治理机制的不透明性,损害公司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也会造成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股东协议不应成为契约自由的任性领地,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治理型股东协议纳入调整范围,并着重从识别标准、效力要件、义务责任方面积极回应治理型股东协议的特别调整需求。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之边界省思

2013年《公司法》采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后,股东期限利益之概念应运而生,关于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与限制亦出现诸多争议,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则也存在混乱及矛盾之处。针对认缴制与股东期限利益产生资本信用缺失的现象,包括商事信用公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制度得以建构,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上述疑难,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缴制语境下股东期限利益保护规则之适用边界,从而进一步明晰股东期限利益实际上仅为股东之间的约定利益。股东期限利益若受到侵害,可请求其他订立合同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股东之间有关期限利益的约定对公司及其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约束力。

全体股东协议附条件解散公司的证成与认定

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签署的附条件解散公司协议可纳入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决定范畴,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项规定的决议解散。股东就约定的解散条件是否成就产生争议的,可诉请法院确认。对附条件协议解散公司的司法确认,一方面应与司法解散公司在审查理念上作区分,另一方面应从严把握约定解散条件是否已实质成就,条件实质成就的,发生公司解散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