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制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绩效

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往学者仅仅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两者关系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因此,引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这一概念,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分析发现:机制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股权激励两种路径,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经济后果上,国企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公益类企业,商业类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时,创新投入的效果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作用

本文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短视的视角研究其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开发式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抑制作用,该影响在中央企业、公益类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制度环境发达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第二,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利于缓解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短视倾向,弱化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但其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第三,经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升股权激励水平影响双元创新,而通过提升短期投资水平抑制探索式创新。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能切实提高公司价值吗——基于中国联通混改案例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其目的是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仅仅降低国有股比例是无法改善公司治理的,所以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文章选取中国联通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中公司治理层面的设计,并对两种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是两种方案的差异所在,并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视角特别对“超额委派董事”现象进行解释,最后通过市场反应加以对比论证。研究发现,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是更深层次的股权制衡,能更好地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价值。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行政型治理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内源动力不足。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被赋予更多董事会“话语权”的市场化非国有股东是否会提升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本文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更多,且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越高,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越多。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和提高高管激励水平来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会显著降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政府补贴越多、环境规制越强和高管任期越长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越大。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角度丰富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治理的非经济后果研究,解释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的路径及情境因素,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经济型治理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君子和而不同?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 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引入非国有资本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但现有研究缺少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如何影响董事会决策的内在机制研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增加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董事会异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府干预难度、行业竞争程度、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且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增加董事会异议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绩效,从而实现“君子和而不同”的效果。本研究厘清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董事会内部决策过程及影响机制,能够为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走出去”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

2013年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加速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越发展交汇的起点,但目前有关我国国企改革的研究大多未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赋能国企协同创新的政策效果。为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OFDI技术寻求战略的视角出发,基于沪深两市2003—2019年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4102家国企样本数据,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检验方法,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与东道国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以及东道国治理水平差异和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情境下更加明显,而且可以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作用。据此,应进一步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外循环赋能的创新发展动力,发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多样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监督制衡和枢纽传递机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