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代理成本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2011-2013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异常现金派送与公司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虑控股股东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异常派送现象,正常现金派送能够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而异常高或者异常低的股利派送都会增加公司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为私人控股时,异常低派送现金股利会导致代理成本提高。同时,异常高现金股利导致公司代理效率的降低,而正常现金股利与异常低现金股利与公司代理效率无显著相关性。

控股股东性质不同的公司派现政策分析——以五粮液和用友软件为例

作为财务决策主体的控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是其获取控制权利益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和非集团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分别显示"低现金股利"和"高现金股利"的派现特点,说明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公司派现政策,从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文章以国家控股上市公司"五粮液"和非集团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用友软件"为例,通过分析两公司自上市以来的派现情况,提出促进上市公司理性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治理绩效

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不同性质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发挥。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相比,产品市场的竞争对提高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绩效更显著;其中,中央直属国企控股公司的治理绩效的提高最显著,其次是地方政府控股公司,最后是地方国企控股公司。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是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的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对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为探索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家族企业非控股股东性质与股权制衡有效性——基于家族控制权视角的分析

文章以2010~2014年中国主板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首次从家族控制权这一视角考察了外部股东性质对股权制衡治理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家族控制权的增加,家族控股股东的"掏空"程度会显著降低,显示其强烈的"企业主"意识,此时非控股股东在家族控制权处于[10%,30%)时制衡效果最好;(2)随着家族控制权的变化,不同性质的外部股东在抑制家族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10%,30%)控制权内,民营企业的制衡效果最好;在[30%,50%)控制权内,国家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的制衡效果最强;在[50%,100%)控制权内,民营企业可以借助外部治理环境有效抑制家族股东的"掏空"行为。

基于股东性质的股东会计监督方式研究

按照经济性质股东可以分为:控股股东,流动股东以及员工股东。其中,控股股东也有很多类型,每种类型有独特性质。每种类型股东在投资目的、持股稳定性以及决策参与积极性上都有自身特点,因此对待会计监管就存在不同动力、欲望以及方式。控股股东会选择直接参与监督;流动性股东选择查阅相关会议记录,对财务会计报表进行监督;职工股东会根据自身特点,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参与。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

本文以2007～2010年连续4年均可获得相关资料的85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建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 432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采用混合模型经验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性质不同时审计质量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而言,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使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一大股东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利用2002年在深沪两地上市交易的1181家上市公司的02～04连续三年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高管薪酬攀比心理、控股股东性质与投资行为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设计备受关注,关系着公司的治理效果。文章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心理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控股股东性质在两者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攀比心理越强,越容易引发非效率投资行为,公司控股股东性质在高管薪酬攀比心理与非效率投资两者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高管攀比薪酬心理引发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作用越强。

财务绩效和股东性质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2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绩效、股东性质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上市财务绩效水平、银行规模、资产负债率与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呈中性,而外资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控股股东性质、股权结构与企业承诺履行

本文利用沪深主板上市公司2014年2~6月根据上市公司4号监管指引披露的对相关方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公告,研究股权因素对企业承诺履行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性质及其持股比例均对企业承诺履行有显著影响,国有性质比非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效果好,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不利于企业承诺履行;股权越集中越不利于企业承诺的履行,股权制衡度的影响则不够明显;股权分置改革背景是影响企业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侧面反映出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控股股东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选取2013-2016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对控股股东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控股股东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与股权融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性质能够显著增强会计信息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相关性。

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制造业的数据为样本，对公司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和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其绩效明显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的公司。因此，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并且减少国有控股公司数量，有利于提高整个制造业的绩效。

基金公司股东性质对基金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数据

本文基于开放式基金中的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基金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基金公司不同股权结构指标与基金业绩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并且基金公司应当慎重决策是否进行券商持股,但可以考虑增加外资持股和银行持股。

不同控制权性质下的大股东私人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8—2014年间在沪深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5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并具体根据控制权买家的主体性质将其分为民营化及国有企业重组两个分样本。通过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股权溢价水平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私人收益水平进行间接估算与比较,并且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更高,且民营控股与国有控股在其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上也存在差异。国有控股私人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行业竞争度高的国有企业私人收益水平较低;而民营控股企业的私人收益则与净资产收益率和上市公司规模负相关。

股东性质、多元化类型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程度与股权的性质有关,中央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相关多元化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控股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相关多元化程度与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无显著差异;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类型与公司业绩有关,上市公司相关多元化经营的程度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的程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

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股权制衡对上市企业恶性增资影响研究

本文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考察了我国上市企业大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对恶性增资的影响作用。选取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时,股权制衡对企业恶性增资的影响不明显;前两大股东性质均为国有时,股权制衡对恶性增资存在正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与恶性增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大股东之间合谋;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制衡股东非国有性质时,虽然股权制衡与恶性增资没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恶性增资显著负相关,这充分说明我国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时,为获得私人利益而进行恶性增资的可能性较大。

股权结构、性质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黑龙江省2000-2011年期间的366个在沪深A股市场上上市的公司年度为样本,以会计信息及时性和会计信息中立性两个质量特征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研究了黑龙江省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最终控股股东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和性质是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内部因素,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会计信息质量有负向影响,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对会计信息质量起到正向影响,但持股比例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有负向的影响,最终控股股东为国家的上市公司拥有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动机

以我国A股市场中在2008年和2011年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原因。研究发现:增持可能是大股东在一定政治目的下结合公司自身财务情况而采取的行为。

控股股东特征与公司违规的实证分析——基于2015年深市A股样本数据

以深圳证券市场2015年A股主板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控股股东特征的视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违规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能对公司管理层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抑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违规无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完善对控股股东的监管机制、加大惩处控股股东违规的力度是降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概率的重要途径,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健全对控股股东违规的惩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