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股权质押、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2009—202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股权质押对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负向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进一步地,本文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研究其在股权质押与现金股利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弱化股权质押与现金股利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为规范大股东行为以及健全企业分红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

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时,是增强对管理层的监督,披露高质量的信息,还是与其合谋来获得更多收益,从而隐藏企业真实的信息?不同类型的信息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在公司治理层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会增强,有效保障企业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会减少。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低、信息不透明和审计质量较低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本文从分析师预测视角丰富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有利于公司信息质量的改善。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大股东持股对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研究

商誉减值规避会透支公司未来业绩增长,损害投资者权益,因而考察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誉减值规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监督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理论预期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公司中更能抑制商誉减值规避;中国证监会2017年发布减值新规后,随着持股比例的提升,大股东更能约束企业商誉减值规避程度。本文发展了商誉减值和大股东持股的相关文献成果,对于加强商誉减值事项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物流上市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调节效应

以2016—2020年我国物流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调节作用,探讨企业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越有效的物流企业,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大股东持股会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大股东持股在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影响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为替代效应,即大股东持股会削弱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建立自身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还可以通过适度调整股东持股比例,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大股东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文章从股权结构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其研发投入越少。

大股东持股对管理者过度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代理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效应。经验证据表明:(1)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负相关,即支持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代理观;(2)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水平呈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3)与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相比,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在职消费水平比较低。

异质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从大股东一机构投资者一经理人的多层面治理视角，基于中国2007～2010年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及其交互作用对两类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电子信息类企业，基金持股对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持股和经理人激励均能正向促进两类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地，基金持股与经理人激励对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基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的交互则负向影响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

大股东持股、治理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以2005～2008年间的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用深市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大股东持股、治理环境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增加大股东个数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正面影响;第二大股东持股状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在治理环境好的地区,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改善信息披露质量,而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增加大股东个数更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战略、大股东持股以及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4~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上市企业战略定位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影响,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另外,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增强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用",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效率,进而抑制公司战略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公司战略、大股东持股与财务欺诈

以2001—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公司战略定位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有显著影响,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可能导致财务欺诈行为的发生;经过稳健性测试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增强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用",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效率,进而抑制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

家族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2003年110家上市家族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控制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企业规模及财务风险等因素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在分析个中原因后提出,对将要上市或增发新股而面临股权稀释的家族企业来说,没有普遍适用的最佳持股比例,应根据自己的情况相机抉择。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对反向收购企业绩效的影响

反向收购是并购重组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反向收购企业的运行绩效是评价这一经济活动有效性的重要依据,探索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与反向收购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以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进行反向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资产收益率增加值与每股收益增加值、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为衡量并购绩效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首先,市场对目标企业的收益性期望高时,会以较高的收购价来收购目标企业,进而可以为非上市企业带来较高的企业绩效;反之,在市场对目标企业的收益性期望较低的情况下,非上市企业在收购目标企业时的收购价较低,也不能给非上市企业带来较高的企业绩效。其次,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最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产品市场竞争、大股东持股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沪深工业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清算威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负面影响较小且可置信度低,因而大股东不会将抑制经理层过度投资的任务完全交给产品市场竞争来完成,而是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大股东将自我约束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增加持股比例,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从而有效地抑制经理层的过度投资。以2000—2008年间沪深工业类30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分析结论。

论大股东持股和国家持股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过去有很多文献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但一般研究的都是英美公司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迄今尚未发现有与中国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综述。本文分别从大股东持股和国家持股的角度进行回顾,并在最后简要引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

现金股利、会计投资者保护水平与非国有股东持股

文章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支付率、会计投资者保护水平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会计投资者保护水平均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会计投资者保护水平正向调节现金股利支付率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加显著。研究创新性地将现金股利、会计投资者保护和非国有股东持股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金融化:“监督”还是“合谋”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究竟是会激励大股东监督管理者,从而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还是促使大股东与管理者合谋,加深企业金融化程度?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大股东会更有动力监督管理者,使其减持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金融资产,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尤其在第一类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薪酬激励程度较高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A股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按照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