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下股东监督对管理层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股东大会全面网络投票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赋能下股东监督对管理层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股东大会全面网络投票制度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操纵语调行为,表现出“成本效应”强于“收益效应”的特征,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股东大会全面网络投票制度具有数字监督特性,能够通过畅通信息传递、提升治理效率增加管理层操纵语调的成本,进而限制其语调操纵行为;(3)对审计质量较差、融资约束较大、政治关联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小的企业,以及地方国企和非国企,股东大会全面网络投票制度对管理层语调操纵行为的约束更明显;(4)数字赋能股东监督的长期效应表现为先“收益效应”主导、后“成本效应”主导的规律。本文结论对积极创新数字监督模式、有效防范企业违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股东监督与漂绿治理——基于词向量模型的文本分析

企业漂绿作为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扭曲了真实的绿色信号,加深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该研究采用了机器学习中较为先进的词向量技术对中国上市公司环保文本中的漂绿程度进行了测度,并讨论了中小股东监督对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监督有助于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并且这一效应在经过了PSM模型、Heckman检验、2SLS模型以及针对漂绿指标的敏感性测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和分析中获得如下发现:①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里,中小股东对漂绿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这说明降低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是中小股东抑制漂绿行为的重要机制。②在针对具体机制的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监督效果有赖于大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在大股东控制力较强的公司里,中小股东的监督效果较好;而在管理层话语权较强的公司里,中小股东的监督效果较弱。③从中小股东的局限性看,研究发现中小股东有较为明显的专业局限性,这表现在具有较高环保专业性的公司里,以及在受到较多专业分析师关注的公司里,中小股东的监督效果都较弱。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小股东较为明显的短视局限,具体表现为在股价表现较好的公司里,中小股东的监督动机受到了明显的抑制。④最后,该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中小股东监督的实质性效果。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监督促进了企业增加环保费用,但对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该研究将中小股东监督与漂绿联系在一起,拓展了对漂绿治理机理的认识,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一方面,中小股东本身的禀赋特征有利于其察觉企业的漂绿行为,因此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参与监督治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绿色披露环境。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中小股东的监督有明显的局限性,在鼓励中小股东监督的同时,还是应该大力发展专业的第三方环保监督、认证机构,积极推进包括环境审计在内的专业环境监督。

基于互惠偏好理论的股东监督与经理管理防御的博弈分析

在高能力经理的假定条件下,通过博弈方法将互惠偏好引入股东监督与经理管理防御的非完全信息博弈赛局中,研究经理互惠偏好对其管理防御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股东对经理采取弱监督策略时,互惠型经理因互惠公平效用的增加而选择较低的管理防御水平;相反,当股东对经理采取强监督策略时,互惠型经理因较小的互惠公平效用而选择相对较高的管理防御水平。

公司治理中股东监督行为的博弈分析

股东监督行为的博弈分析表明,在对经营者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大、小股东之间存在多阶段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监督的"公共物品"特征,导致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足,存在股东"搭便车"的倾向,并且这种不足随着股权的适当集中而减弱;而当公司股权适当集中,大股东主动承担对经营者的监督时,又容易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权益的侵占。因此,为保护小股东权益,在造就大股东,形成强有力股东监督机制的同时,必须强化对大股东的监督管理。

地理位置、股东监督和环境信息披露

由于环境信息在可验证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偏远的地理位置可能会导致企业管理层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股东的监督则可以减少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选取2009～2016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监管距离为切入点,探索地理位置、股东监督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监管距离的增加,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总量明显下降,非国有企业则相反。而在股东监督较强时,国有企业上述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的抑制。实证结果验证了外部地理位置与内部股东监督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可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

家族上市公司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三次曲线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U形曲线关系;赫芬德尔指数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线性关系;股权制衡度、Z指数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不明显。

股东监督、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在职消费-基于国有企业经理人“59岁现象”的研究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特有的“59岁现象”，本文从股东监督和薪酬契约角度研究了经理人缺乏职业前景激励时在职消费的变化。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在职消费并非显著更高。分样本研究表明：（1）超额薪酬高并不能降低经理人在职消费；（2）当经理人在股东单位兼职，从而导致股东单侮缺乏监督的独立性；或者薪酬弹性缺乏、持股强度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在职消费显著更高。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经理人激励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与监督制度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上市公司股东监督行为分析

委托—代理问题使得股东必须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 ,才能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大股东对监督的需求和小股东对监督需求的相同部分 ,大股东监督 ,小股东“搭便车” ;不相同的部分 ,大小股东各自提供监督 ,但程度不同。股东提供监督的纳什均衡数量小于帕累托最优监督数量。

我国公司治理中的股东监督制度构造与创新

公司治理有多种含义,但最重要的是对经营者的监督问题。在公司治理的多元监督主体中,股东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监督主体。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内部人控制的现实条件下,发挥股东的监督作用尤其重要。股东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利益主群体,处于不同利益层次上的股东,其监督的积极性并不相同。我国公司法应针对股东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法律应对,完善我国公司法人的治理结构,实现公司法上的进一步创新。

大股东监督机制与收购约束机制之间的冲突

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大股东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我们基于大股东监督机制、经理人行为以及外部收购约束机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模型,对大股东监督机制与收购约束机制之间的冲突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减少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发挥治理机制最大效用的基本思路。

高管过度自信、大股东监督与企业价值

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OLS多元回归模型,采用多期滞后数据,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价值的长期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当期,将研究时效拉长到未来两期,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但是该提升作用只在短期内有效,大股东监督会对高管行为形成制约,不利于发挥高管积极性,从而抑制了过度自信高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监督的风险预警作用会阻碍高管的冒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价值的提升。

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督机制的完善

公司董事、经理权力逐渐扩张,股东权力越来越弱,为防止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越权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股东利益,应进一步完善股东质询制度、股东提案制度及股东诉讼制度。

公司法修改对股东积极主义的回应——以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为视角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点,我国股份公司股权结构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大股东掏空行为较为严重。研究表明,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对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积极发挥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需要激发中小股东的监督动机,同时确保中小股东具有监督能力。我国现行《公司法》在发挥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仍存在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股东临时提案权行使标准过高,网络投票制规定缺乏,信息披露规定不完善,股东大会表决机制不完善的法律障碍。为确保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功能的发挥,应降低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股东临时提案权持股比例要求,在《公司法》中确认网络投票制,完善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信息披露,完善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关联股东回避制度。

基于经济博弈的股东监督行为分析

股东监督行为的博弈分析表明,在对经营者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大、小股东之间存在多阶段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监督对象的“公共物品”特征,导致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足,存在股东“搭便车”的倾向,并且这种不足随着股权的适当集中而减弱;而当公司股权适当集中,大股东主动承担对经营者的监督时,又容易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权益的侵占。因此,为保护小股东权益,在造就大股东的过程中,形成强有力股东监督机制的同时,必须强化对大股东的监管。

被小股东监督的年代

尽管没有太费周折，就与卡尔·伊坎达成了谅解，但是这位持有摩托罗拉6．3％股份的纽约金融家之前不合作的举动着实吓了摩托罗拉公司一跳。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管理层自我交易与大股东监督——基于达安基因的案例研究

文章以达安基因为例,分析发现该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案具有明显的管理层自我交易特征,而在内部治理机制没有发挥监督作用的情况下,国有大股东事后通过免除责任人的董事职务发挥了监督作用。薪酬并不是国企高管的一种重要激励,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以及政府寻求高管和员工间的社会平衡是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为了防止拥有私人信息的国企高管利用自我交易增加自己的薪酬,当内部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制约管理层时,政府作为股东的反应是事前主动降低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的依赖。

企业集团、大股东监督与过度投资

本文采用2003～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集团的存在是否会加重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独立的上市公司，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更加严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当可能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也比独立的上市公司更加严重。另外，本文还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大股东监督能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抑制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股东监督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以往关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文献简单地将投资者视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者,而忽视了其作为公司股东所扮演的公司监督者的角色。文章将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行为纳入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投资者情绪高涨会减弱股东对企业的监督,而管理层会利用股东监督的减弱进行更多谋取自身私利的行为。文章的研究揭示了一条新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CEO机会主义行为的渠道,对于全面认识资本市场在企业经营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KMRW模型下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与股东监督的研究分析

在非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的前提下,利用KMRW声誉模型分析得出维持良好的声誉会给经理人带来更长远的经济效用,进一步采用2013~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验证了股东监督以及经理人声誉对管理防御行为的约束作用,以期建立经理人的声誉评价和档案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进而促进企业健康持久的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外部股东监督的有效性——一个从投资者法律保护角度的分析

现有的关于股份制企业监督有效性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其实,监督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外部股东的监督只有在特定的法律环境中才是有效的,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条件下则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