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型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以“股东直接诉讼”为切入点

“股东直接诉讼”以《公司法》第152条为依据,是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但该法条被置于《公司法》的“董事等高管义务与责任”章。通过对第152条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该制度缺乏适用空间,究其根源在于:董事等高管受任于公司,且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在我国,董事等高管信义义务的受益对象只能是公司而非股东,董事等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无法构成。另外,司法实践还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封闭型公司中股东权益遭受损害主要来自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虽现行《公司法》第20条对股东“滥权”行为进行了规范,但由于其过于简陋,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公司法》的修订不能仅停留于完善关于“控制股东”的行为规范,更应从体系层面予以考量:将公司组织类型划分为封闭型公司和开放型公司;根据不同类型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不同表现,分而治之,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实现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目的。

论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权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现阶段关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尚不合理。在比较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提出从扩大诉讼范围,取消不必要的诉权限制,确定诉讼时效和增加诉讼方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董事对股东的义务及股东直接诉讼问题探析

股东针对违法董事提起直接诉讼的制度,虽突破传统法律理论,却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董事对股东义务范围的确定与股东直接诉讼有着密切关联,对该义务范围的确定应采取基本原则与行为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而股东对董事提起的直接诉讼应主要限于董事对股东自益权侵害的情形。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缩小了董事的义务范围,出于理论周延和公司治理的需求,应对该义务范围作扩大解释。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股东直接诉讼法律与股东派生诉讼法律研究——兼评我国《公司法》第111条

基于维护公司少数股股东的权益这一共同目标,发源、发展并完善于英美法中的股东直接诉讼法律制度与股东派生诉讼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借鉴、移植。本文首先对这两类股东提起的诉讼的法律规定作了分析,然后指明了二者体例设计的原因以及内容设计的原因及所蕴含的理念。并结合我国公司发展趋势,建议我国的股东提起的诉讼法律制度应基本上按照英美法的股东提起的诉讼法律制度来重新设计。

我国公司法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及其完善

所谓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基于其股份所有人的地位而向公司或者其它人提起的诉讼。它是与股东派生诉讼相对立的概念。所谓“直接”，指的是股东提起有关诉讼时以自己的名义、主张的是自己的权利、诉讼的结果也是使股东受侵害的权益得到责任人的直接弥补。

董事对股东的责任及股东直接诉讼

我国新公司法第153条，从股东直接诉讼的角度规定了董事对股东的责任，这是对我国民法通则和旧公司法的重大突破。虽然仅有这么一条，但它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股东直接诉讼程序制度研究

与股东派生诉讼同等重要的股东直接诉讼要真正走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具体设计。股东直接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需解决的问题包括行政前置程序的废除、适格原告的判定、管辖、举证责任的分配、法院的审查范围以及重复形成对象等问题。

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刍议

我国《公司法》以保护股东权利作为其立法宗旨。实践中公司机关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权力、侵害股东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 ,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往往难以顺利实现。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一样 ,是保护股东权益的重要制度。但我国当前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不够完善 ,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保护股东权益的作用。我国应尽快完善这一制度。

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研究

在公司法、证券法修订中,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等滥用控制权,擅自侵占公司资金,通过关联交易侵蚀公司利益等,法律加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制裁,明确规定了其民事赔偿责任,最明显的是完善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充分肯定了股东诉讼对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高法律实施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对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进行研究,为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提供指引。

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方面,其价值是广泛认同的。而这种诉讼制度一旦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它还将有效地制约公司管理层的不当行为,遇止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道德风险。从长远的角度看,股东代表诉讼不仅使公司受到的损害能够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鞭笞潜在的责任人,抑制违法行为,防范道德风险。

论股东直接诉讼与派生诉讼的识别与合并

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的提起分别基于侵害与保护的对象是股东权利抑或公司权利。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以来秉持股东间接损害不能以直接诉讼起诉的原则,导致大量的股东损害只能通过派生诉讼方式来主张救济。从诉讼要素观察,股东派生诉讼与直接诉讼具有相同的诉讼当事人、类似的法律事实和诉讼请求、趋同的裁判标准,诉因亦具有极大的交叉重叠性。从理论基础来看,抽象的“公司利益”与相对具象的“股东团体性利益”高度重合,股东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边界模糊。刻意区分股东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进而否认针对间接损害提起股东直接诉讼的做法并不可行。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将股东“间接损害”识别为“直接损害”,肯定股东以直接诉讼方式救济,同时允许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合并提起直接诉讼与派生诉讼,为股东提供更多的维权路径。

论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直接诉讼制度之缺失及补正

在公司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中，按照股东权利的目的划分，股东的诉权也相应分为两种，其中为公司利益提起的诉讼为间接诉讼(derivative action)，即派生诉讼，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为直接诉讼(direct action)。在股东直接诉讼中，还有“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的概念。所谓集团诉讼，是指一名股东或若干股东代表某一种类或者若干种类的股东作为原告，就该类股东利益所受的侵害而提起的直接诉讼。

股东直接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差异

[裁判要旨]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的规定，损害了股东的直接利益时，股东可以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提起直接诉讼，追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只是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则只能在履行一定的前置程序或符合紧急情况的条件下，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本案原告在主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的情况下提起股东直接诉讼，必然导致败诉的结果。

股东不能同案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

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应分别满足受理条件。同一案件中,公司股东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又提起股东直接诉讼,将两个不同之诉混淆,主张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法院亦不宜合并审理,故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刍议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缺与失

股东诉权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后屏障。股东诉讼制度由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组成。就股东直接诉讼制度而言 ,我国法律给予股东的是很不完整的权利 ,而且 ,这些有限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实现 ;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则完全是空白。本文着墨于我国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价值 ,主张我国亦应设立该制度。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前置程序、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胜诉原告股东的比例性赔偿请求权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我国的制度设想。同时指出该制度的设立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面临的变革。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论股东权诉讼

股权日渐超越物权和债权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赋予股东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股东权益有助于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相较于基本股东权而言,股东诉权具有次生性、法定性、固有性特征。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权直接诉讼主要围绕法律、章程、股东协议等赋予的股东权利而展开,被告往往限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有关股东权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的现行立法面临加强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改进问题。

关于完善我国股东诉讼制度之思考

中国股市的迅速成长和中国股民的数量激增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如何有效保护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就越来越显得重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现在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现状的分析并借鉴外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分析其利弊,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一些思考性意见,主要在于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又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