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的认定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对于市场制度的需求日趋增多。股权让与担保作为新型融资交易方式,其为商事融资、交易等活动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股权让与担保的适用中因相关法律及理论不完善,造成了不少司法裁判不统一的现象,其中谁享有股东资格是股权让与担保纠纷中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量与相关理论的梳理,认为应当对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认定采取差别化处理,即一般情形下肯定担保权人的股东资格,特殊情形下担保人仍享有股东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差异化审视

当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在实证法体现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结合,但二者间的适用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形式标准为一般认定规则,公司内部以股东名册为标准,涉及外部第三人时以公司登记机关股东登记为标准。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则采用实质标准,探求股权变动基础法律关系,彻底解决权属纠纷。比较法上,域外立法例一般以股东名册作为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标准。《公司法(二次审议稿)》对关涉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机关股东登记均在公示程度进行深化。

股东资格继承制度的适用问题及完善路径

现行《公司法》对自然人股东死亡后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的规定,存在对股东资格和股权继承概念本身没有界定、但书理解不同等问题,导致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反而加大解决此类纠纷难度,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从股东资格继承的利益角度出发,在现行立法未作修改之前,从司法解释、章程制定等方面将原则性规定作出具体适用标准,既避免公司把例外当作原则随意剥夺股东资格,也为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提供指引。建立以“具体化的司法解释与限制性的公司章程规定”相结合的模式,将有助于保障有限责任公司长久发展。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制度的建构为中心

现行《公司法》上的股东名册制度,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仍是公司实务纠纷的难点。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现行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仓促引入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更激化了现行法规定上的矛盾。本文试图以股东资格取得之基础关系为理论建构的起点,区分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在公司运行程式与股东资格争议情形下的不同意义,厘清股东名册制度在《公司法》第32条第2款的规范意旨,进而在股权善意取得视角下,就股东名册与公司登记之关系,主张改造现行的股东名册制度,赋予其"股东资格证明功能",并探讨其可能的"权利外观功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资格与股东资格的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与股东资格的分离,是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创新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资格与股东资格的分离出发,从法律和监督的角度指出在集体财产量化过程中应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相关的分配机制;在分配机制中,应遵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股东资格分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股东资格分离的路径选择,包括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完善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健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

吴良好与如皋市金鼎置业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旨】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不属于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称负面清单管理范围的,当事人以相关法律行为发生在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前,主张变更登记应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同意的,人民法院依照外商投资法规定的“给予国民待遇”和“内外资一致”的原则,不予支持。

程骏平诉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例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籍隐名股东诉请确认股权并显名变更登记的,隐名股东除证明自己已实际投资,且具有被认可的股东身份外,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范围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属于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还应征得外商投资主管机关的同意。

股东资格的认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考察视角

股东资格的认定是解决各类股东纠纷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介绍股东资格的相关基础理论入手,重点探讨了股东资格概念的含义,并介绍了初始状态和变动状态两种资格取得的方式。资格的认定离不开证据的认定,重点论述了不同的证据在资格认定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初始状态下,应当区分内外部关系来构建资格认定的规则,同时针对隐名股东、瑕疵出资股东等特殊情形构建资格认定的特殊规则;在变动状态下,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认可,同时还需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股东资格确认法律实务问题研究

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股东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股东资格的概念更是寥寥无几。正是因为对股东资格概念的模糊,也造成了实务中纠纷的解决上无据可依。旨在从股东资格的概念入手,分析股东资格的几种认定方式,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论股东资格确认的法律规则

在审判实务中,如因股东出资义务、股东相关权利的行使、股权的转让和股东会相关决议等问题发生争议时,认定民事主体的股东资格是裁判者首要考虑的问题。股东资格的判决认定,对某一民事主体是否能成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都具有确定性的指引作用。从股东资格确认的法理依据、股东证明文件的效力规则和证据认定方面,提炼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以期该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对我国公司法律体系的完善能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在实务界能形成统一的审判标准,影响司法实践。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继承的正当性分析

股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其中自益权直接体现财产属性,是股权作为继承客体的最基本条件,共益权间接体现出财产价值,不影响股权成为继承客体。股权与股东资格同时产生,是同一个取得股份法律关系的两个要素。而且股东资格本身具有的身份性不同于人身权,继承股东资格并不意味着继承死亡股东的职务。股东资格完全可以依继承事实而取得。作为公司人合性合理表达的信赖关系并不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其决定性因素在于利益。因而,人合性不能阻却继承人依继承事实取得股东资格。

论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宗旨要求执行法院查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能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公司法具有私法、交易法、团体法特性,究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出资属于股东实质特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属于股东形式特征,当各种类型的股东特征出现在同一诉争中,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互相冲突时,可以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方法,以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公正。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遵循实质特征优先的特殊规则,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事实依据纷繁复杂,实践中关于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多种多样,必须从理论上探究解决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股东资格认定首先要区分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应当遵循外观理论,适用商法规范,以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效率;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应当遵循意思真实原则,重实质而轻形式,适用民法规范,切实保护真正投资人的利益。

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法理学分析——从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的博弈展开

股东资格的认定涉及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其中实质要件没有特别的程序要求,形式要件除具有书面记载的特征外,还与法定的公示程序相关。对于两者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实质要件更重要,通说认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别适用公司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然而,"形式要件优先适用,实质要件个别适用"的观点是较为科学的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司法的团体法性质,而且对该学说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不同角度予以法学解读。

公司法股权转让与股东资格取得关系探讨——以(2009)皖民二终字第0011号判决为素材

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后是否直接取得股东资格而成为股东,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发生股权转让后公司尽管有义务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只在股权受让人将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公司后,才产生公司的变更义务。通知公司后即产生变更义务。在公司实务中,股权出让人在出让股权前向其他股东发出的通知有时可以认定为通知公司,应该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股东名册法理上的对抗效力与明文规定的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相互矛盾,而且只有公司才能申请变更登记,这会影响股权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损害股权转让双方及其债权人的利益。

论股权权能的分离——基于股东资格认定的视角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隐名股东、显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进行确认时,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隐名股东就不能享有公司的股东资格,其只能向显名股东要求支付投资权益。可见该司法解释坚持了股权完整地属于一人的规定。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在显名股东不履行支付义务时将可能会导致隐名股东遭受无法救济的损失。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决定了股权的财产性权能可以与股东分离。这种分离防止了股东资格确认时给隐名股东带来的风险,也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本质,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公司法律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结合新《公司法》的规定,分别对认定股东资格的一系列标准进行分析,提出为了实现交易安全的现代商业价值,应当以股东名册为中心,在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认定,并有针对性地对实践中易发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股东资格纠纷提出了对策。

未成年人股东资格之法理分析——基于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思考

权利能力理论是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法理基础,有关权利能力的民事法律规定是未成年人能够取得股东资格的法律依据。行为能力只是表明了主体行使权利的能力,不是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无行为能力规则对未成年人股东资格取得的某些限制,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并无公司法上的障碍。

继承股东资格法律问题研究——析《公司法》第76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曾有法院判决可以继承财产,但不能继承股东身份。《公司法》第76条却采用“继承股东资格”字样,其本意是既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也保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然而,股东资格不是《继承法》上财产,不可继承。面对继承法律冲突,与其诉请法官司法救济,不如上书请求全国人大修订立法。

论股东资格认定的判断标准

在我国公司实践中,因公司的设立和运作极不规范,存在大量的股东资格认定难题。对此,司法机关及理论界都存在相互对立的认识,依据不同认定标准,往往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抽象与构建出一套股东资格认定的一般准则,作为处理该类案件的一般指导。理想状态中,无论依原始取得还是依继受取得,取得股东资格的股东大体上都应具备七大特征。但基于这些股东特征,从不同角度所作分析,往往会使股东资格的认定存在偏差且极其复杂。因此,应基于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理念,以商法的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为指导,严格贯彻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主义,至于由此产生的公司内部关系则依合同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