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股份制回归“中性”:在哲学与经济学的交界处

(1)如果说,从微观主体变化的视角审看市场经济演化史,并且把它作为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来回顾,那么,它已经经历了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三大阶段。其中,股份制的产生是它与前两种企业形式竞争并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对前者缺点的克服和超越。例如,比之前两种形式,股份制筹资能力及其速度的大大提高和对促进社会化生产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它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两权分离”)的基础上解决了个体企业主往往缺乏经营能力的矛盾,能较充分地发挥没有巨额财产但却具有经营能力者的作用;股票的自由让渡也可以发挥股东对经理部门的监督作用;它把以前企业主的无限责任有限化,使风险社会化了,弱化了;它还具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功能,等等。股份制演进史大体上又可以被划为四个更小的时段(当然,上述划分,一方面是对纵的时间顺序的描述,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来看,在某一区段内以前各种企业形式又会与后来者并存)。

德国和英国的“股份制社会主义”

(1)在本世纪,特别是在最近数十年,欧美学术界的成果,往往被民主社会主义者(包括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汲收利用,作为自己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支撑。其中包括:伯恩斯坦的“股份制中性论”以及当代荷兰学者简·丁伯根(首届经济学诺奖获得者)根据新情况对它的重申(参见布留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

股份制:“批修”的沉痛教训——列宁与“修正主义”论战新说

(1)中共十五大报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把股份制看成超越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性事物,并进一步明确提出通过股份制改革使大中型国企成为现代企业的设想.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提升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是有分析地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经验教训的表现.《资本论》曾经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资金组织形式,股份制有自己演化的规律;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发现和揭示,又与股份制发育程度及其规律展示的程度有关;生活在股份制发育水平较高地方的进步者所提“股份制中性论”和“股份制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今日中国大中型国企的改革而言,应当说是很有借鉴价值的.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进步学者的这种理论成果借鉴不够,往往仅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为据,对之否定过多.本文主旨,便在于以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为准绳,矫正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

《帝国主义论》否定股份制是一大失误——列宁与“修正主义”论战新说

本世纪初,酝酿并领导着俄国革命的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如何看待当时正在勃兴的股份制,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列宁《帝国主义论》把股份制判为私有制的新形式,并视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以批评伯恩斯坦的“股份制中性论”。七八十年过去了,从中国当前实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看,《帝国主义论》完全否定股份制是一大理论失误,相反,伯恩斯坦“股份制中性论”倒含有合理因素。

信息资料

以“全面搞活国民经济”来替代“全面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邹东涛在《中华工商时报》载文说，要以“全面搞活国民经济”来替代“全面搞活国有企业”，以使该提法既能适合当前，又能涵盖未来的改革实践。邹东涛论述，８０年代中期，我们的提法是“...

“反修斗争”可能是导致社会主义僵化的诱因之一

前苏联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及它对股份制的完全否定,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抛弃,另一方面是对列宁十月革命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及其对股份制批判的继承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