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权型农业众筹的困境及发展思路探究

由于股权型农业众筹的项目审核难度高、投资风险大,众筹平台专业性不强,缺乏熟悉农业领域的专业领投人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因此我国股权型农业众筹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产品型农业众筹和其他类别股权众筹,且项目主要集中在生态农业等科技含量低、增值空间小的领域。针对我国股权型农业众筹发展受阻的现状,政府应正确引导市场对股权众筹的认知并加强监管,众筹平台应专注农业领域并强化风险防范,同时筹资者应打造优质项目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精选领投人。

民营企业股权型产融结合的财务风险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强融资约束下,民营企业广泛实施产融结合创新发展战略,但近年来失败案例激增,其背后隐藏的关联交易、杠杆效应等风险日益凸显。聚焦民营企业中最为常见的股权型产融结合(产业资本投向金融),研究其财务风险影响因素和治理对策。在构建财务风险测量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基础上,选取民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统计检验内外部因素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外部影响因素中,政府干预程度对财务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内部因素中,产融结合程度对其财务风险的影响呈现区间差异;参股金融机构数量超过3家,财务风险会显著增加;在民营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类型中,财务风险最大的是担保机构。

股权型企业产融结合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浙江实证

本文以浙江上市企业为样本,建立股权型产融结合的上市公司绩效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计量模型,以期对股权型产融结合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股权型企业产融结合实施时间与股权型产融结合绩效之间无显著关系;金融企业参股比例对股权型产融结合绩效的影响存在区间差异;企业规模对股权型产融结合绩效有正向影响;不同的金融机构类型对产融结合绩效的影响不同。

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ESG表现颇受投资者关注,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提高竞争力也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如何促使高管提升企业ESG表现?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条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越难、行权等待期越长越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但行权有效期不影响企业ESG表现。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完善高管股权激励的契约结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会计处理解析

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快速发展壮大,在实践中,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为常见,契约型和公司型相对较少。结合实际,目前在我国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会计处理上,相关规定存在诸多不明确甚至滞后的地方,仍有待完善,需要加强会计处理的研究,制定更为完善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基于此,本文针对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投资者、合伙企业以及基金管理人三个层面对其会计处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策略,以供参考。

情境差异、业绩型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医疗器械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医疗器械产业是关乎国民健康的重要产业,业绩型股权激励是促使企业激励相容的重要措施。本文使用2010—2021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探究不同情境差异下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在医疗器械行业中,业绩型股权激励可以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受到情境差异的影响。一方面,较大的业绩型股权激励范围覆盖了核心员工的权益,让更多的核心员工分享企业成长收益,不仅可以体现激励的公平性,也有利于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业绩型股权激励的行权期限越长,利益相容程度越高,继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越大。此外,股权集中度、管理层薪酬差距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等情境差异均会影响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这启示业绩型股权激励应结合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境,注重与其他管理控制工具相结合,继而有助于凝聚力量,提升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创新发展。

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实务探讨

私募基金投资在近几年发展迅猛,其在对金融领域进行合理传导的作用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其税收仍存在诸多特殊性,税务政策不够清晰,使得实务中存在很多税务模糊地带。文章主要通过对私募股权基金有关概念阐述及相关政策整理,从税收实务出发,并辅以案例分析,对私募股权基金税务处理进行探讨。

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研究

内容本文研究了一个存在股权交易的代际交叠模型中,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政策对经济长期均衡状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合理的参数设置下,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政策可以促进年轻人对资本积累的贡献,增加经济的均衡产出,提高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均衡消费;而一个向年轻人征收社会保障税补贴老年人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税政策(PAYG,pay as you go)是劣于这种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政策的。模型的结论对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以及国有股的减持和转持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限制与企业创新

心理学家认为基于绩效的财务激励损害企业创造力,本文证实绩效薪酬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其结构,结构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也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具体而言,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详细数据,研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限制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发现,整体而言,业绩型股权激励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股权激励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分别高4 0%和4 6.2%。更重要的是,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受到股权激励计划行权限制特征的影响。行权时间限制能够提升股权激励效应,股权激励久期增加一年能相应增加15%的研发投入和18.3%的专利申请数量;但行权业绩考核会抑制企业创新,经行业调整的R O E目标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企业研发投入下降5%,专利申请数量下降8.39%。这些发现说明,管理层对短期业绩的关注是绩效薪酬损害企业创新活力的主要原因。

业绩型股权激励下的业绩达标动机和真实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4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数据,研究公司在业绩型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盈余管理问题。我们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行权业绩条件"踩线"达标现象,即报告业绩刚刚达成股权激励方案要求的行权业绩条件,这一现象意味着公司很可能为股权激励业绩达标而进行了盈余管理。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行权业绩条件"踩线"达标的股权激励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其他股权激励公司,而且这些"踩线"达标公司存在更少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和更高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这些发现说明,真实盈余管理是"踩线"达标公司达成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的关键手段,它们同时还通过应计盈余管理为后续业绩考核期间储备利润。本研究还提示,监管机构和公司董事会要重视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设计、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及其可能引致的激励扭曲问题,改进行权业绩条件所依据的业绩指标和业绩标准,同时更好地平衡被激励对象的激励及其承担的薪酬风险。

中国业绩型股权激励公告前的盈余操纵

股权激励可能会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股权激励不但达不到激励高管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代理问题。本文以公告股权激励方案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激励公告前的盈余操纵进行了分析。采用考虑生命周期和成长性的应计模型发现,在股权计划草案公告前操控性应计显著为负并有下降的趋势,表明激励公司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以达到降低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或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业绩型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择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代理冲突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业绩型股权激励这一重要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引入两者关系研究中,结果表明:代理冲突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企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削弱代理冲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金字塔型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的效应研究

作为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之一,金字塔型股权结构是否具有企业成长效应,这种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是否具有某些特点值得检验。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具备金字塔型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字塔型股权结构各要素的企业成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最终控制人借助控制权对被控制公司提供帮助;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效应不显著,最终控制人的侵占动机被抑制;控制层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通过拉长控制链条,最终控制人对被控制公司提供保护,或保持未来向集团输送外部资金的能力;其他直接股东通过对一致行动人的制衡以及对其他股权结构变量效应的调节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总体来看,金字塔型股权结构具有企业成长效应,在危机中对企业成长可起到保护作用,这对于帮助企业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寻求成长具有启示意义。

Knight不确定环境下股权挂钩型产品定价的实证

挂钩型产品作为一种新兴金融衍生产品,其定价与挂钩的标的资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受金融市场的环境影响。由于购买者很难通过复杂的条款判断真实的收益水平,为此,文章考察具体的股权挂钩型理财产品,对比风险中性环境与Knight不确定环境下股权挂钩型产品的定价问题,采用matlab作图分析各参数对定价的影响。针对投资者对Knight不确定性不同的偏好态度,提出相应的指导性意见。

制衡型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它决定了整个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构成和运作。我国上市公司却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现象。文中分析了制衡型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并指出构建制衡型股权结构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改革具有特殊意义。

金字塔型股权结构是否具有企业成长效应?——基于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分析

在以往的企业成长研究中,股权结构等制度因素被忽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下股权结构的企业成长效应更是缺少实证支持。本文以具备金字塔型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按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对股权结构的企业成长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终极股东制衡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负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地方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正向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直接股权制衡度和终极股东制衡度对控制链条数量的负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中央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正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这为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寻求企业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问题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最先发展并且占据主导地位,是公司组织形式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有效结合。基金融资作为第一道程序,对基金公司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主要涉及发行制度、募集对象和信息披露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构建私募发行豁免制度;合理界定募集对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为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论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完善

《合伙企业法》的修订催生了一大批有限合伙企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奇葩就是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该基金因能解决企业资金缺乏与管理薄弱双重瓶颈而广受青睐。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没有出台《有限合伙企业法》对其业务加以指引,为保障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运行,适时检讨法律缺陷,及时完善立法我们责无旁贷。

激励型股权激励真的降低了代理成本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为了探究激励型股权激励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文章选取2012—2015年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计划后的代理成本与股权激励强度的关系,并进一步在区分股权激励设计动机的基础上,将全样本划分为激励型股权激励和非激励型股权激励,检验了两种不同类型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激励组样本股权激励强度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表明相对于非激励型股权激励,激励型股权激励更能加剧企业的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