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差异、行权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医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证据

医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经费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医药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激励成为提高其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使用2009—2022年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并从激励契约条款的微观视角,就股权激励差异、行权有效期、行权业绩考核条件等激励契约条款的设计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差异有利于调动企业成员的竞争积极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激励契约条款中,行权有效期设置越长,越能够对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形成持续性激励和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权业绩考核设置越严格,管理层盈余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动机越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

科创板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传导机制研究

科创板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高,衡量科创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绩效关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提升企业整体创新绩效,就必须利用好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制度,厘清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传导关系,探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文章选取科创板首次推出新模式股权激励计划的乐鑫科技为案例,基于实体企业数据从制度环境、公司战略以及治理需求等方面分析其股权激励动因,探究“M-S-M”三路径的创新传导及协同机制,并从监管部门、公司以及科创板等维度提出了优化股权激励的措施。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科创板股权激励监管政策、企业进行股权激励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管理层主动履行ESG责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管理层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方面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高、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股权结构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负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正相关。机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以降低数字化转型水平阻滞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外,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负相关性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强;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也要重视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文章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果对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提供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伊利集团股权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催生了委托代理问题,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能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伊利集团作为乳制品的龙头企业,一共进行了三次股权激励,本文通过对这三次股权激励的实施动因进行分析以及对财务绩效影响进行研究,从而对伊利股权激励进行评价。

交易所问询监管与股权融资成本--基于投资者风险感知视角

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者风险感知视角实证检验交易所问询监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收到定期报告问询函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并且同年收到定期报告问询函数量越多、同一份定期报告被问询次数越多、定期报告问询函中的问题总数量越多,股权融资成本上升幅度越大,说明交易所问询监管会增加投资者的风险感知,进而导致股权融资成本升高。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当投资者专业能力较强、交易风险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审计质量较低时,投资者对定期报告问询函所披露风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交易所问询监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作为一种非处罚性监管,交易所问询监管是处罚性监管的有力补充,二者都具有良好的市场监管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证券监管部门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防范市场风险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为了有效应对高管人力资本的动态性问题,企业亟须将传统的静态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变革。本文基于第一类代理问题与动态激励相容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探讨研发投入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动态性与长期成长性绩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短期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动态性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在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上市企业优化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效应对人力资本的动态性、促进研发,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持续成长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基于业财合一视角的政府会计制度下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业务探讨

本文结合《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会计处理规定,从业财合一角度对不同出资方式下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案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以期为事业单位具体业务操作方面提供参考。

有限公司中夫妻股权单方处分的效力认定及其救济

夫妻股权单方处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平衡交易安全与婚姻财产安全保护之价值冲突。夫妻股权共有应当限于对股权权属的共有。股权处分权行使主体的认定在公司法或婚姻家庭法下会产生不同的适用结果,为完成两者之间的衔接,需以夫妻共同财产管理权规则作为制度工具,基于对《民法典》第1060条和1062条的解释重构,建立起以共同管理为原则,各方单独管理和推定一方单独管理为例外的管理权规则。显名方单方处分夫妻股权原则上应被推定为显名方单独管理而构成有权处分,但需受到善意相对人要件的限制。相对人明知显名方无权单独处分或与显名方恶意串通的,以及显名方以不合理的低价或无偿处分股权的,处分行为皆属无效。隐名方对于显名方滥用其推定管理权的单方处分行为,可通过婚内或离婚时的共同财产分割以及侵权制度进行救济。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股权投资视角

以2013—2021年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投资视角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持股方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投资目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国)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股权投资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创新水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持股方式为间接持股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投资目的国为发展中国家和非邻国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持股方式无法显著调节“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用新型专利产出的影响。

文过饰非:股权质押与MD&A文本信息粉饰——基于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文本信息粉饰的影响,并分析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后,会策略性地粉饰MD&A文本信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股权质押与MD&A文本信息粉饰之间的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未发挥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企业声誉差、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中,控股股东粉饰MD&A文本信息的动机更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也更强。对此,今后应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监管,制定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细则,优化机构投资者结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股权激励下核心员工对企业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以医药企业为例

作为技术密集型的医药企业,创新是其核心竞争力,核心员工则是医药企业创新活动的中坚力量。本文分析了股权激励下核心员工对医药企业创新活动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选取沪、深两市2012—2019年实施股权激励的94家上市医药企业的年度数据和82家上市医药企业的季度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证实:股权激励下的核心员工,能够促进创新产出和提升创新效率,且激励效果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医药企业要提高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应重视核心员工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作用。

论股权估价之法律介入与公平价格判断

我国《公司法》区分设置了股权收购请求权与股权估价请求权。实践中,异议股东估价请求权是一种显性的权利,而在股份回购、夫妻股权分割、替代司法解散公司的股权转让等领域,另有隐性的估价请求权。估价请求权内含了对公平价格的要求,意图达成权利人与股权受让方的权益平衡。在对股权进行估价时,不能简单依靠会计准则或资产评估,还应当兼顾股权的成员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公平价格的判断应当关注股权估价的前提、假设与形成过程。其中,计算意定价格需要考虑显失公平制度与基准日提前的补充调整方法,并遵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利润分配等强制性规定,不能当然转化为对其他股东而言的公平价格。在缺少意定价格而采用通行估价方法时,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净资产法、市场比较法、现金流量贴现法等估价方法的适用条件,并结合流动性因素对少数股权折价问题分情况予以讨论。

政府参与下考虑有限注意力的CCUS项目股权投资决策分析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项目的规模化需要风险资本支撑,然而气候政策与项目研发的不确定性造成注意力有限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意愿较低。为打破“能源企业不改造,风险投资机构不投资”的“囚徒困境”,本文基于投资方的注意力驱动交易行为构建了能源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从政策的“显著性”事件特征入手探讨政府在CCUS项目推广中的激励作用。结果表明:(1)向风险投资机构传递“显眼”信息的政府政策有助于打破当前融资困境;(2)三方参与概率高于30%即可实现CCUS项目股权投资的帕累托最优,且概率越高,演化速度越快;(3)政府实施的补贴和风险分担机制对融资的促进作用均显著,但初期风险分担机制因无法呈现“显著性”特征而难以吸引投资方注意力,效果弱于补贴机制。鉴于此,本文从引导多主体参与,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政府激励机制和提高碳资产管理效率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加快CCUS项目商业化提供理论借鉴。

监管新规与股权质押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利用股权质押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监管新规对股权质押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监管新规显著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对非效率投资发挥显著抑制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监管新规引起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比例下降、盈余管理减少,由此弱化两权分离及信息不对称,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监管规则变化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监管部门应继续加强股权质押行为监管,限制高比例质押和连续质押;强化信息披露监管,重视发挥独立审计机构作用;质权人也应加强股权质押业务事前调查与事后监督。

合并中的中小银行股权价值(价格)认定

中小银行合并化险已成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合并中的中小银行股权价值(价格)如何认定,立法和实际中尚有较大操作空间,需要监管部门高度重视,以防金融腐败甚至金融犯罪行为的发生。本文通过梳理公司合并相关法律法规,以求解决合并中的中小银行股权价值(价格)认定问题。

股权架构中的有限合伙协议:私利谋取还是价值创造

不平等的股权架构设计可保障企业家表决权,但也可能带来负外部性。本文基于创新视角考察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可能存在的私利谋取效应与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发挥价值创造作用,其作用机制为降低管理层短视水平、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吸引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分析发现,价值创造效应在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会提升企业价值,且在创新型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结论证实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是创新导向的股权架构设计,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新实践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