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

现阶段以竞争性国企为重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而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混合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混改绩效有待深入研究。以2013—2017年竞争性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且董监高来源在股权混合度与国企混改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在混改企业中发挥积极的监督效应,其整体持股比例不仅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及董监高来源与国企混改绩效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董监高来源→国企混改绩效”这一中介机制。结论深化了股权结构影响国企混改绩效的理论研究,对完善混改企业的治理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基于全效应调节模型的实证研究

混合所有制企业异质性股东对高管团队构成的改变是否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基于Edwards和Lambert的全效应调节模型,本文以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混合所有制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综合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混合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U"型关系,说明较低程度的股权混合并不能达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只有当股权混合度达到60.19%这一临界值时才会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特征对股权混合度与公司绩效的"U"型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股权混合度在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不具有稳健性。研究结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国企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双重任务的偏好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揭示不同职能背景主导下的高管团队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选择偏好,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混合程度对于高管团队与企业任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正相关、与社会责任负相关;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均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会显著加强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任务的作用,而削弱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且此调节效应在商业竞争类国企中存在、在特殊功能类国企中不存在。该结论揭示了异质股东委托下的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及企业双重任务三方综合影响机理。

股权混合度、研发投入与国企绩效调节效应分析——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本文以2014-2016年制造业的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混合度、研发投入与国有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当股权混合度低于56.04%时,股权混合度会削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当股权混合度高于56.04%时,股权混合度会强化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股权混合度、企业税负和技术创新投入

在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财税政策协同推进的背景下,股权混合度、企业税负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重要影响。选取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符合混合所有制条件的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股权混合度、企业税负和技术创新投入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混合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最优股权混合度为58%,股权混合度低于58%时,股权混合度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投入增加,股权混合度高于58%时,股权混合度再提高反而会减少技术创新投入;企业税负反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股权混合度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中并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税负在股权混合度和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股权混合度、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在国企大力推进'混改'背景下,更是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选取2014—2017年推行'混改'的国有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混合度、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混改'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股权混合度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混合度、关系型企业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选择2013-2017年沪深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经验数据对股权混合度、关系型企业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三者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关系型企业对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即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股权混合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股权混合度显著削弱关系型企业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

股权混合度影响财务风险水平的作用机制——基于非效率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区别于现有研究从企业绩效视角考察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混合的治理效应,从财务风险视角考察股权混合度的治理效应。以2015—2017年A股沪深市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提出“股权混合度—非效率投资—财务风险水平”这一传导机制。实证研究表明:股权混合度与企业财务风险水平、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非效率投资在股权混合度与财务风险之间承起部分中介效应;将所有样本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的实证结果发现:投资不足在股权混合度与财务风险之间依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显著,投资过度在二者间不存在中介效应。一方面揭示股权混合度对财务风险水平的影响机制,丰富完善现有研究;另一方面结合结论要点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对应的股权结构安排措施,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高质量低风险稳健发展。

股权混合度、会计盈余可比性与企业成本粘性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股权混合度、会计盈余可比性与企业成本粘性开展实证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会计盈余可比性越高,企业的成本粘性越低;股权混合度越高,企业的成本粘性越低;股权混合度能够显著增强会计盈余可比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

股权混合度、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

文章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股权混合度、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股权混合度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显著正相关;股权混合度能够削弱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的相关性。

国企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0-2015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从社会资源视角详细解读了国企中具有"亦官亦商"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型董事和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功能偏好,同时检验股权混合度在董事社会网络与双重任务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在商业竞争与特殊功能两类功能企业样本中进一步挖掘和巩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削弱经济绩效;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经济绩效、削弱社会责任;股权混合度能够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于双重任务的作用,而削弱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作用;股权混合度的调节效应在总样本和商业竞争类企业中普遍存在,但在特殊功能类企业中很难发挥作用。

混合所有制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通过增加创新投入以提升创新水平,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愈来愈重要。鉴于此,文中基于混改背景,以2014—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为样本,结合外部市场竞争环境,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市场竞争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在高管股权激励较低时,市场竞争增加了股权激励的正向作用;在高管股权激励较高时,市场竞争削弱了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股权混合度之后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倒“U”型关系在“部分混改”企业中更明显。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当结合内外部环境以及自身所处的混改阶段来制定合适的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基于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的经验证据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符合国家的“双向混改”战略及“国民共进”模式。以2016—2021年沪深A股参与“反向混改”的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分析与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股权制衡度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第二,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强化股权制衡度对代理成本的负向作用,缓解代理成本对公司价值的负向作用;第三,国有资本参股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融资约束对公司价值的消极影响;第四,融资约束在国有资本参股与公司价值之间承担积极的中介效应。

混合所有制、高管激励与创新投入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沪深A股混改国企为样本,以2014-2018年为数据窗口,以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股权激励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考察了不同股权混合度企业中高管薪酬差距和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高管激励对R&D投入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区分股权混合度后发现,高管薪酬差距以及高管股权激励与R&D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完全混改"企业中更明显。因此,混改国企未来在不同的混改程度下,应建立有差别的高管激励体系,更好地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以保持可持续的成长能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军工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为了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军工企业绩效的影响,提出军工企业混合型股权、股权混合程度以及股权制衡度有利于企业绩效提高的理论假设,并选取2010—2020年军工行业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运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稳健性检验,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军工企业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实证研究发现,军工企业混合型股权、股权混合程度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军工企业具备混合股权结构,能有效促进绩效提高;股权混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军工企业绩效;异质股东间的制衡作用也能有效提高军工企业绩效。我国军工企业应当适度引入不同战略背景的非国有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利用股权混合的手段促使军工企业股东间资源协同和互补,在公司治理机制、多元化经营模式、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深入融合,通过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达到“混资本”“改机制”的目的,最终实现提高军工企业拓展产业链、实现快速发展、巩固市场竞争力、提高经营绩效的目的。

国企混改中股权结构对企业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改革实践,以2013—2019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股权结构优化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效率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发展即股权层面的简单混合并不能显著改善其效率,国企股权结构多元化对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在国企分类改革的背景下,探究竞争性国企混改中股权结构多元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董事会内在特征与上市企业绩效——基于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独立性状态视角

以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异质性股权混合对董事会资本的影响,以及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社会经济效益、企业经营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将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理论相结合,检验董事会独立性与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异质性股权混合有助于提高董事会资本水平,董事会资本有助于企业经营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资本二者同时作为治理机制治理效果会互补加强,二者单独对企业经营效率无影响,而是通过交互效应间接改善企业经营效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吗?——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本文用股权混合度、股权深入性和股权集中度描述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以2012—2018年间A股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混合度对高管超额薪酬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股权混合度大于0.0395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促进作用显著降低;股权深入性对高管超额薪酬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第一大非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小于13.21%时,可以有效抑制高管超额薪酬;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超额薪酬有抑制作用,不存在门槛效应。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