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股权溢价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A股市场存在股权溢价且呈现高波动性。并采用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投资主体、市场、制度三方面分析了我国股权溢价及其高波动性的原因。

中国股权溢价之谜的检验──Hansen-Jagannathan方法的应用

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估计的中国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远远大于10,即远大于Mehra和Prescott(1985)所认可的最高水平,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股权溢价之谜,并指出了解释中国股权溢价之谜的潜在研究路径。

中国股票市场股权溢价的时变性研究

文章使用GARCH、EGARCH和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来对1991年1月-2008年6月期间我国股票市场股权溢价的时变性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股权溢价具有明显的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ARCH效应和杠杠效应显著。模型和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股权溢价并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条件标准差比条件方差的拟合效果要更好一些。

略论中国无风险利率与股权溢价

按照传统的消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国股市的高股权溢价只能由投资者的高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来解释。但是这又会产生所谓的无风险利率之谜,因为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高时,其时间偏好率为负,明显不合情理。

选择偏差与股权溢价之谜——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厌恶程度测算

针对以往在我国股权溢价之谜研究中结论迥异的现象,本文创新性地从时间、消费和偏好3个选择维度,探讨了我国股权溢价之谜问题,并且解释了选择偏差对结论的影响,其中还包括构造了一种不包含耐用品的消费指代变量。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选择偏差不仅会导致我国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的高估,也会影响溢价之谜存在性的判断。整体上看,我国虽然存在基础意义下的股权溢价之谜,但稳定性有限,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比以往想象的要更低。与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投资者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偏好较为明显。

股权溢价的宏观经济学解释——源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中国A股市场是否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一直存在争议。在考虑货币流动性、总体税收以及一般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过剩消费比率继而消费行为习惯影响的基础上建构分析框架,其实证估计的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落于合理区间(0,10)之内,修正了因市场收益率与个体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导出的与事实相悖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成功解释了A股市场的股权溢价特征,从一特定视角论证了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上述结论可使投资者对十多年来A股市场的表现和特征有一清晰认识,从而正确把握市场走势。

风险厌恶、跨期替代与股权溢价之谜

股权溢价之谜在国内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使用了2SLS方法对我国投资者的跨期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发现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很低。即使对投资者效用函数进行修改,Epstein-Zin-Weil效用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股市股权溢价之谜。

国债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之间动态相关性分析

鉴于国债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本文运用BEKK-MGARCH、ADCC-MGARCH等模型从条件相关系数角度考察国债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在描述两者的相关性动态变化方面,考虑非对称性的ADCC-MGARCH模型优于BEKK-MGARCH模型;尽管国债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大小在短期内会发生变动,但是条件相关系数在正负符号上却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的股权溢价之谜:基于Hansen-Jagannathan方差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HJ方差界检验了我国的股权溢价之谜,并比较了CRRA、递归效用与习惯形成三种不同的效用函数下模型的定价能力。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不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也不存在无风险利率之谜,该结论有别于以往的研究;(2)对该结论的可能解释在于,较高的股权溢价来自于对消费风险的补偿,而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抵消了借贷以增加当期消费的效应;(3)相对基于CRRA效用函数的模型,引入递归效用和习惯形成的模型具有更强的定价能力。

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与中国股权溢价之谜

本文通过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消费与个人财富弹性、股票收益与消费增长协方差以及股权溢价来计算中国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明显存在股权溢价之迷,股票收益与消费增长还呈现出与理论不符的负相关关系,这从侧面证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用传导机制并不畅通,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缺乏解释力。

消费习惯、递归效用函数与股权溢价

文章构造了基于习惯形成—递归效用函数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所提出的模型是对Merton(1973)、Bakshi和Chen(1996a)、Anne Epaulard和Aude Pommeret(2003)研究的推广。通过对模型求最优解,并利用投资者的行为参数与消费习惯参数进行模拟计算,发现在不同的参数数值下,所得出的投资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是合理的。因此,论文提出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股票溢价之谜。

中国股市股权溢价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理论中,股权溢价是有一定的合理范围的,当实际溢价超过理论最大值时,就会产生无法解释的谜。本文运用中国股市的实际收益率数据,使用广义矩法(GMM),来估计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和时间偏好系数,看是否在理论允许的合理范围之内。并利用中国股市1991-2007年的完整样本与样本分割相结合,对比不同时间段的股权溢价状况和估计的参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股权溢价仍然在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各样本期变动很大。

基于损失厌恶的股权溢价研究

本文放弃了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典型投资者假定,允许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讨论了损失厌恶投资具有不相同的评价参照点的情况下的风险资产价格决定。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投资者异质性的存在的确提高了损失厌恶对股权溢价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短期内较低股权溢价由具有较低参照点的投资者决定,而由参照点较高的投资者决定的长期股权溢价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相吻合。

高股权溢价、短视性损失厌恶与失望厌恶

高股权溢价,作为金融市场上的诸多异象之一,自被提出之时起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试图从理性理论的角度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解释,但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行为金融则从行为人的短视性损失厌恶和失望厌恶的心理规律出发,对投资者的目标效用函数进行了修正,为我们理解高股权溢价现象的成因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本文则进一步引入行为金融理论对高股权溢价评价周期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高股权溢价与评价周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与美国相关结果的对比,本文证实了我国股票投资者具有高损失厌恶和失望厌恶的心理特征,这一结果为投资者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异质投资者结构下的股权溢价研究

股权溢价之谜是金融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理论的重要前沿课题。假定投资者是异质的,市场中存在两类不同的投资者:动量交易者和消息观察者,投资者的异质性由两类投资者对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所决定。市场中的信息禀赋为股票的历史价格和它的红利流,信息是对称的和完全的。在上述经济设置下建立了一个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求出了模型的均衡解并进行了模型解的静态分析。股权风险溢价由三部分组成:投资者的风险补偿、投资者对红利的不同处理方式所引致的价差和由价格动量的偏差所引起的溢价。研究发现风险及股票的基本面对股权溢价的贡献也随着投资者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然而上述贡献是有限的,模型能给出这两部分的一个上界估计,该上界估计与投资者结构无关。对价格动量偏差的研究发现:产生严重股权溢价的重要原因是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动量交易者。

基于习惯形成的Epstein-Zin效用函数模型与股权溢价之谜——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美国资本市场历史数据显示股票收益远远高于债券收益,不能用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解释,Mehra and Prescott提出了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而Campbell and Cochrane的习惯形成模型在用HJ方差界检验股权溢价之谜时受到局限。对Epstein and Zin(1991)的广义期望效用模型进行修正,使用随机贴现因子的HJ方差界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权溢价之谜,并比较CRRA模型、Epstein and Zin的模型及修正模型的定价能力。实证分析发现:(1)修正后的模型要求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2左右就可以解释中国的高股权溢价现象,而且中国股票市场不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也不存在无风险利率之谜;(2)同CRRA模型、Epstein and Zin的模型相比,修正后的模型具有更强的定价能力。

股权溢价之谜理论述评

总结已有的股权溢价之谜理论,在进一步了解目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股权溢价之谜的成因,深化所涉及的相关论点,分析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利率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基于区制转移的非线性检验

基于利率期限溢价和股权溢价具有区制转移的特征，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自回归（MS—AR）模型检验利率期限溢价与股权溢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通胀预期、股市情绪和股市波动等因素对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影响。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不仅利率期限溢价和股权溢价各自存在区制转移特征，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区制转移特征；通胀预期对两者非线性关系影响不显著，而股市情绪和股市波动能解释这种非线性关系。

中国无风险利率之谜与股权溢价

按照传统的消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国股市的高股权溢价只能由投资者的高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来解释。但是这又会产生所谓的无风险利率之谜,因为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高时,其时间偏好率为负,明显不合情理。

中国股权溢价之谜的检验——Hansen-Jagannathan方法的应用

本文估计的中国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远远大于10,远大于Mehra和Prescott(1985)所认可的最高水平,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股权溢价之谜,并指出了解释中国股权溢价之谜的潜在研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