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战略下制度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研究

在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情境下,本文旨在研究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对制度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选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过程中,制度逆差对海外子公司的股权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而制度顺差对股权进入模式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另外,母公司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对制度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选择间的关系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母公司在进入国际市场时根据制度环境和自身的多元化战略选择合理的股权进入模式,从而实现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合理控制。

母公司治理结构与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基于中国企业集团FDI的实证研究

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海外事业的国际背景下,文章通过收集中国上市企业集团的FDI相关数据,对母公司治理结构与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实证检验了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对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且证实了母公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者和董事的政治关联性对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发展、国家距离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

选取2001—2017年发生的1066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东道国互联网发展、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文化/地理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全资进入模式。

东道国腐败感知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

基于制度理论,探讨东道国腐败感知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国有性质和高技术特征的调节作用。选取2010-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对外投资股权进入模式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腐败感知对跨国企业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1)东道国腐败感知对跨国企业独资模式的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跨国企业进入腐败感知程度越高的东道国,其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2)国有性质能够负向调节东道国腐败感知程度与独资模式之间的关系,即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进入那些腐败感知程度高的东道国时更可能采取合资模式;(3)高技术特征能够正向调节东道国腐败感知程度与独资模式之间的关系,即对于高技术企业来说,其在进入腐败感知程度高的东道国时更可能采取独资模式。研究结论有助于帮助跨国企业在面临不同程度的东道国腐败情形下,采取恰当的股权进入模式来应对东道国当地的风险,对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经济距离、董事会异质性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

跨国并购不仅受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母公司董事会特征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企业发生的410起跨国并购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距离、董事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也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而政治关联、教育水平与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经济距离、并购经验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研究

文中选取2003—2016年间中国企业发生的352起跨国并购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距离、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并购经验是否能够影响经济距离和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并购经验越丰富,也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而并购经验对经济距离和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理论述评

股权进入模式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其市场的主要手段。同时跨国公司投资都处于东道国的大环境中,因此在选择股权进入模式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东道国宏观环境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从影响股权进入模式的不同因素出发,在对已有的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解释跨国公司从股权低控制模式(合资)向高控制模式(独资)转变这一现象。

CEO过度自信对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在2007-2016年间进行的跨国并购为样本,研究了CEO过度自信这一特征对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此外,由于公司规模的异质性会影响管理者在公司中的话语权,因此又进一步分析了公司规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CEO过度自信与跨国公司的股权进入模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跨国并购活动中,相对于非过度自信的CEO,过度自信的CEO更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多数股权进入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公司规模与股权进入模式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这种正相关性并不显著,表明公司规模这一变量本身对跨国公司在跨国并购中的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然而,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CEO过度自信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股权进入模式负相关,表明公司规模弱化了CEO过度自信与股权进入模式的相关关系。文章分析结果表明,CEO自身心理特征会影响其战略倾向与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公司在实际治理中要注意对CEO权利的制约与分散。

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股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视角对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进行了动态的博弈分析。跨国公司的股权进入模式,尤其是对控制权的配置,是在满足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双方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条件下,由双方共同决定的一种相机性配置机制,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当地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同时又能适时地给予当地合作者以足够的激励,以尽可能地利用当地资源。

制度环境、相对资源优势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首先,在正式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更大;在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在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技术基础越雄厚的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并不能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基础,进而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此外,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对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本研究对不同资源优势的企业在面临东道国复杂制度环境下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企业OFDI适合渐进还是快进?--基于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已跻身世界前三,步入“走出去”新时代。但快速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似乎并未给中国“走出去”企业带来预期的绩效增长,大量海外子公司未能成功地“走下去”。从彭罗斯(Penrose)企业成长理论视角出发,以中国2006—2018年A股上市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跨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低估了国际化进程中的Penrose效应,低估了吸收、消化经验知识学习所需的时间,这会提高海外子公司的退出风险。进一步细分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不同维度,发现基于广度的快速国际化会使中国跨国企业面临更大的Penrose约束,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用合资模式、积累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能缓解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时间压缩不经济”压力和Penrose效应。

OFDI、自主创新能力与高科技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从股权进入模式与OFDI程度双维视角出发刻画高科技企业决策图景,研究OFDI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自主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OFDI规模深度或地域广度,独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均超过合资;(2)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对创新绩效尤其是颠覆式创新绩效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地域广度的影响大于规模深度;(3)经区位异质性研究后发现,在独资模式中发达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在合资模式中发展中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理想;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与合资模式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