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公司高管团队特征与股票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2年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发生高管减持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对股票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影响着高管减持行为,其中高管教育背景的异质性与减持显著正相关;高管专业背景异质性与减持显著负相关;高管年龄的异质性与减持负相关;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越多,发生减持的比例越大;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对自身减持股票的大小并无直接影响;高管团队规模越大,减持比例就越大。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收益风险偏好和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行为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是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员工持股计划与大股东股票减持——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大股东股票减持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之间的关系。在解决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础上,研究发现,在宣告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大股东进行了股票减持并实现了高位套现,员工持股计划背后可能潜藏着大股东股票减持的自利动机。在信息透明度较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该减持行为受到了显著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票减持的自利动机在短期内并不易被市场准确识别。研究结论能够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制度设计与完善提供经验证据,为大股东减持监管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高送转”与内部人股票减持:“谋定后动”还是“顺水推舟”?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有决策权的内部人股票减持和公司"高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在较好解决因果互逆的内生性问题和修正内部人减持的变量度量误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内部人有意识地通过高送转进行市值管理以增大其减持收益,即"高送转"是内部人减持的"谋定后动",且内部人的这一自利动机对公司的送转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有助于揭示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送转"的深层动因,同时也为监管层治理"高送转"乱象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股票发行定价与发行后股东减持——基于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发行的经验证据

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定价是否会影响发行后股东减持股票的决策行为,结论发现:(1)股票发行溢价越高,发起人股东越可能在股票上市流通后减持股份;(2)股东减持股票的决策具有溢出效应,发起人股东减持股票会促进非发起人股东减持股票;(3)股票发行溢价与公司上市支付的承销费用正相关。基于此,公司支付高额承销费、获得超额发行定价机会、发行后减持股份以收回上市成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关联。

股票减持“巴菲特”，红杉基金走得更好

1970年红杉基金（Sequoia Fund）刚刚创立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推荐过该基金，事实证明这项投资建议明智之极。四十年来红杉基金的表现优于美国股市，部分受益于重仓巴菲特奉行分散投资并受市场高度推崇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的减持时机可以分为三类:第Ⅰ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减持;第Ⅱ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到增发公告日之间进行减持;第Ⅲ类型为增发公告日后到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前减持。本文研究发现:(1)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最低,第Ⅰ类和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相对较高;(2)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预案公告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完成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3)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套利收益。本文的研究阐述了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高价减持低价增发的全新套利模式,为监管层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

我国股市大小非减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大小非减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将各类因素大致分为4类,即市场因素、股东性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限售股的解禁情况。以2006年6月19日至2009年2月13日之间所有公告减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了各因素对减持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股东性质对大小非减持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市场类因素,限售股解禁的情况对减持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影响最弱。

可交换债券在我国股改限售股减持中的应用设计

本文介绍了可交换债券的概念、特征及发行目的,并从发行人的视角解释了可交换债券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其低成本融资功能、股票减持的成本优势和灵活性优势,最后通过设计一个虚拟案例说明了可交换债券在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融资和股改限售股减持中的具体运用。

员工持股计划减持“猫腻”新论:“利益共享”抑或“管理层自利”?

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借助利益共享长效机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但实操层面不乏高管参与情形下的“另类减持”、盈余管理等现象。作为企业利益主体和内部信息人,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与事后的异质性减持行为间是否存在“猫腻”?本文以员工持股减持择时的异质性为切入点,基于管理层自利行为视角深度剖析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后减持行为的动机和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正面信号是我国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要动机;异质性择时会影响减持后的市场反应,且高管异质性特征会体现在减持的择时行为之中,员工持股计划减持的“猫腻”存在,即高管自利行为是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择时的重要动机,并且“解锁立减”往往是内部人的短期套利行为,而“长期持有后减持”是内部人的“高位套现”行为。

上市公司内部人股份减持监管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评估上市公司内部人股份减持新规的实施效果,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典型案例论证减持新规出台后证券市场发生的新变化,系统分析现行上市公司内部人股份减持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制度缺陷给董监高在上市公司立案期间减持留下空间;二是各种低级违规减持行为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三是利用信息优势"精准减持"仍然有机可乘;四是虚假增持及规避减持等伎俩不断推陈出新;五是大股东通过股票质押违约"被动减持"存在风险隐患;六是违规处罚畸轻,难以达到警示和震慑的目的。为此,要立足"三位一体"监管体系,积极应对证券市场新变化;以案为鉴填补监管制度漏洞,增加限制性条件和新的技术手段;加强窗口期交易的管理,积极做好股权质押风险的应对;大幅提高违规处罚力度,有效提升监管威摄的作用,从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问题研究

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尽管监管制度不断丰富,但是大股东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内部人,不仅有一定的控制权力,也拥有内部信息的优势。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大股东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准而忽视公司的长远经营,对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信息,导致中小股东被动地承受利益侵害。本文对大股东减持进行研究,从财务角度分析其影响,希望对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外部市场监管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等方面有所帮助。

用友出路 减持王文京

■富人只需要把钱从左口袋掏给右口袋,便达到穷人永远给富人捐钱的目标,穷人一辈子只得用铁锤做哲学思考。改造的办法是唯一的,这就是减持大股东。

上市公司“高送转”是高额回报还是利益输送?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健全的法规制度,近年来高送转股票层出不穷,许多上市公司在业绩低下、净利润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依然强制推行高送转,随后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票大量减持、高管陆续离职。针对该现象的屡禁不止,本文选择瑞和股份作为案例,通过对整个高送转过程相关研究分析发现,企业一般在推行高送转背后的真正目的是控股股东的股票减持和利益输出。

可交换债相关问题浅析

可交换债作为新型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丰富了投资品种。本文通过对健康元发行可交换债来分析其对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起到的积极作用,并浅析其利弊和发展前景。

全通教育的资本“神通”

全通教育通过增发、股东股权质押、股票减持、产业基金等资本运作,使公司在3年内从一家面临业绩被清零的电讯增值服务提供商,一跃为年营收近10亿元的互联网教育生态整合者。探究它背后几次还算成功的资本运作,相信对许多企业都是有借鉴作用的。

合伙企业减持股票之非交易过户税收筹划探析

合伙企业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架构中的普遍形式,减持股票纳税成本较高,通常需要进行税收筹划以降低减持股票税负。部分合伙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利用法律形式合规性进行有意避税,不符合税法实质课税原则、税法立法本意以及共同富裕国策,存在较大涉税风险。本文列举了两个合伙企业利用非交易过户方式进行税收筹划的案例,从税收筹划手段、避税效果及法理分析等方面展开分析,分别对上市公司合伙企业股东税收筹划、税务部门税收监管提出建议。

上市公司内部人真的具有择时能力吗——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上市公司内部人是否能够利用内部信息进行择时交易并获取超额收益,关乎市场公平,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交易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人整体上不但没有获得超额收益,而且收益均值明显低于外部投资者,内部人整体上并不具有择时能力;不同类型内部人的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获得的超额收益最高,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出现反转,而高管的超额收益最低且始终为负。理论猜想认为:内部信息给上市公司内部人带来的不是择时能力而是估值偏差,不同内部人主体的差异来自估值的空间效应,实际控制人的超额收益并非源于内部信息带来的择时能力,而是来自减持行为本身给市场带来的信息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能够既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够为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内部人交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私募股权投资决策与市场反应——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私募股权投资(PE)的入股及减持会引发企业盈余管理力度的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那么PE的持股和减持是否也会造成企业股价的异常波动,从而损害中小股民的利益呢?本文选取创业板355家有减持行为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股票超额累进收益率(CAR值)为因变量,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PE减持对创业板上市公司CAR值的影响。研究发现,PE持股与IPO企业股票的异常波动没有显著关联,但PE和大股东减持与股票的超额累进收益率正相关。PE与大股东在减持过程中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掠夺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