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理性与自然秩序的诠释权之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批判

西方社会偏盛的肯定性理性深深地嵌入西方文化乃至整个学术之中,由此产生出这样两个明显特质: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在着显著的思维紧张和逻辑断裂,进而致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遭到严重限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经济学科的不同流派之间乃至同一学说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差异和政策对立,进而使得社会思潮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循环转换。尽管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将自己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秩序称为自然秩序,由此来宣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涉及诠释权问题,而诠释权的归属不同将导致自然秩序的内涵和外延也随时空而转变,进而就会引发对相关认知的"合法性"争论。这些都反映出,新古典自由主义所认可并推崇的自然秩序只不过根植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先验信念。有鉴于此,通过对肯定性理性以及自然秩序的解析,有助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进行批判性审视,进而引入否定性理性可以更深刻地洞悉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

肯定性理性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困境——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悖论基础

西方社会有两种理性主义传统:(1)否定性理性,它逐渐转化为演化理性主义;(2)肯定性理性,它逐渐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但是,肯定性理性思维不断膨胀而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根基于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之中。肯定性理性有两大内涵:(1)对人类理性的肯定;(2)对社会现实的肯定。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含了唯理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产生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逻辑悖论。其实,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以及发现现实问题的能力;但是肯定性理性将思维和实在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异化。

否定性理性与辩证法思维特质--兼论辩证法用于经济分析的限度

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辩证法思维嵌入在否定性理性之中,这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同时,否定性理性不仅符合对人类理性的本体论认知,也符合对人类理性的起源学认知,它注重对人类能力和现实世界的怀疑,并由此衍生出对待现实世界和流行理论的批判理性思维。从根本上说,否定性理性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本质,而肯定性理性则是人类思维的异化。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范式进步就需要积极引入嵌入否定性理性的辩证法。但是,哲学层面上的辩证法在内涵上具有明显的含糊性并带来非推论性的结果,乃至一些学者形而上地理解辩证法,进而将辩证法与机械历史唯物论相结合来预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这就使得辩证法思维带有强烈的肯定性理性而被庸俗化了,最终也就严重限制了辩证法思维对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以及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

中国人仇富?主流经济学的荒谬逻辑

面对社会大众改进社会制度和分配体制的呼声,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将之归咎于中国社会存在"仇富"心理和文化传统。但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中国社会的"仇富"都不比西方社会更严重。这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持有此等"仇富"说,就在于他们在逻辑思维上深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同时,中国社会的"仇富"说之所以比西方社会更盛行,又在于无序的市场竞争和扭曲的市场环境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膨胀。更进一步地,这些经济学人之所以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也源于狭隘的知识结构导致他们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事实上,即使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而不是出身背景和个人利益将决定他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更不要说那些靠理念吃饭的偏狭之士。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局限

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同时又根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就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表现为:(1)意识形态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并热衷于用复杂性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2)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存在明显的'破窗谬误':不仅对社会中的不人道、不伦理及不合理现象熟视无睹,而且基于特定逻辑为之辩护。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被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破窗谬误'就越来越凸显。究其原因,社会生活现象受到复杂社会性因素的更大影响,从而孤立的成本—收益分析所潜含的狭隘性也就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