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时期美国与印尼关系解析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其著作<一千天>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肯尼迪提出了既没有明确答案、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他整个执政时期,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①越南问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正是从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开始逐步卷入越南内战,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那么,印度尼西亚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它是如何困扰肯尼迪及其执政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呢?本文即对这一时期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作一简单的解析.

论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台同盟的认知结构

美台同盟是典型的非对称同盟,具有一般非对称同盟常见的内在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的源头,是美台双方决策者判断形势和作出决策时心理认知状态的差异。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相符效应”和“认知失调过程”这两种模式,审视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美台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美台同盟独特的认知结构。对认知结构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台关系的独特之处。

重评1961—1968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中美关系激烈冲突与对抗的1960年代,华盛顿和北京竭力维持着双方惟一的直接对话渠道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本文在深入研究分析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原始档案及美国外交文件集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认为肯尼迪及约翰逊两届政府对中美华沙谈判渠道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努力在谈判桌上引入新议题。同时,中文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也重视华沙渠道。即使在中国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取消大使级会谈。这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都看到华沙渠道对处理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的作用,因而竭力维持其存在。根据以上档案材料,本文着重分析20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所处国际国内背景,研究探讨每次大使级会谈前双方相互的策略分析与预测、会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会谈后的对策及跟踪措施。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中美双方是如何看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利益与威胁,进一步论证这种对利益与威胁的考量是如何在谈判桌上反映出来的。本文结论部分分析中美双方维系大使级会谈的理由,剖析60年代大使级会谈未出现实质性突破的原因以及会谈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