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之间:父亲育儿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从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理论出发,考察性别意识、时间约束与相对经济资源三个因素对父亲参与孩子的“教”和“养”的影响以及在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发现性别意识越平等,父亲越倾向于较多地参与“教”和“养”;父亲在家庭中相对其配偶的经济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较少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和学习辅导,尤其是年龄较大孩子的日常照料;配偶工作对父亲参与的作用不显著,但与长辈同住会降低父亲参与0~6岁孩子的日常照料的概率。受益于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我国男性在育儿方面的参与得到增加,但男性对“教”和“养”仍存在选择性投入,我国独特的家庭居住模式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使时间约束对父亲参与的影响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丈夫育儿参与促进了女性就业吗?——基于CFPS 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生育政策放开,我国女性面临更为激烈的育儿和就业冲突,影响了女性高质量充分就业。挖掘家庭内部照料资源,从理论视角分析丈夫育儿与女性就业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使用Probit模型、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发现,丈夫育儿参与能够显著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其结果通过稳健检验。在机制分析中,研究发现丈夫育儿参与通过减少女性的家务和照料时间从而促进女性就业,而女性及丈夫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均会削弱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此外,生育政策的放开也使得多子女家庭进一步增加,进一步探讨了二孩家庭中丈夫育儿参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现,相较于一孩家庭,丈夫育儿对二孩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婴幼儿照料体系不健全背景下,提高生育率、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具有现实意义,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参考。

基于格林模式的健康教育对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效果

以格林模式的干预理论框架为指导,实施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健康教育干预方案,并验证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将2022年6月-10月行常规孕期检查的门诊一组初产妇配偶作为对照组,门诊二组的作为干预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宣教和随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干预组实施基于格林模式的健康教育干预方案。结果 (1)干预后,干预组配偶的婴儿护理知识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出院时、出院后3周及出院后6周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干预后,干预组配偶的角色适应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育儿胜任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出院时、出院后3周及出院后6周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干预后,除陪伴睡眠、哼唱儿歌两维度外,干预组配偶的育儿参与总分及其余各维度得分在出院时、出院后3周及出院后6周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格林模式构建的健康教育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提升配偶育儿参与的知一信一行水平,促进其育儿参与的实现。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1年9月—2021年11月济南市某三级甲等医院门诊陪同产后复查的268名初产妇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父亲育儿参与量表(FCI)、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PSOC)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调查。结果:268名配偶的FCI得分为(30.66±8.29)分;相关性分析显示,FCI得分与C-PSOC、SSRS得分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60,0.318,P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育儿胜任感及社会支持是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影响因素。结论: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处于中等水平,有关人员应针对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以促进配偶育儿参与。

男性育儿参与、家庭传统文化观念与女性劳动供给

本文从男性参与育儿视角,在中国特色的家庭传统文化背景下,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了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男性育儿参与显著提高女性劳动供给和收入水平,且没有显著降低男性自身劳动供给。家庭传统文化观念会弱化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对于高育龄女性、低学历女性以及大家庭中的女性尤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社区幼儿照护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男性照料决策,有利于缓解夫妻双方的育儿压力,是对家庭照料的重要补充。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缓解生育政策与退休政策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城市家庭中的父亲深度育儿参与——兼论男性个体化家庭责任意识

当前,家庭对育儿质量的重视与育儿压力的集中,导致母职焦虑和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加剧,父亲育儿相对缺席的问题愈发引起关注。然而在城市家庭中也出现少量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情况。基于在北京市收集的案例发现,深度参与育儿的男性会考察其他育儿参与者的能力,并权衡家人利益,尤其支持妻子的职业发展,在排除其他育儿分工的模式下,选择自己参与育儿。他们强调自身能力能保证育儿质量,并因尽到家庭责任、受到孩子喜欢而感到幸福。为保证育儿所需时间,他们下调职业发展目标甚至暂停职业,弱化"以事业为重"的传统男性认同。他们会压缩休闲和娱乐,但完成育儿责任后,也要求支配个人时间并得到家人理解。男性在深度参与中发展出"个体化的家庭责任意识",体现在责任动机和分配原则的个体化:前者意味着从对家庭整体的义务感变为对家人个体的义务感,保证自己与其他个体都有机会"为自己而活",避免利益冲突引发的亲密关系危机;后者意味着责任分配原则从承担单一属性且无限责任的传统模式,变为从多元角色出发,承担不固定及有限责任的个体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