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

育婴是清代官方与民间倾注最多、堂局最普遍、制度与组织最为健全的善举,因而在慈善史中占有独特地位。清代湖北育婴事业是在雍正二年上谕颁发后才开始的,发展较为迟滞,官办色彩浓重;根据其发展特征可分为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三个时期。湖北各地育婴机构在设置时间与规模、经费来源、育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省府治与一般城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溺婴风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的强弱以及地方力量参与的程度等则是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传统慈善中的官方角色——以清代湖北育婴事业为例

育婴事业是盛行于清代的一种慈善活动,旨在救助父母无力养育或遭遗弃的婴孩。清代政府极其重视育婴,这深刻影响育婴事业的发展,尤其在湖北等发展迟滞地区。宏观上,国家颁行各种政策,鼓励各地兴办育婴;微观上,各级官吏以多种方式参与育婴事业的建设与管理。官方的介入使育婴由个别的善行义举变为全国普遍推行的一项社会事务,从根本上促进了育婴事业的发展。同时,它导致了育婴的官僚化与赋役化,扭曲了育婴的慈善性质,阻碍其独立健康发展。

权力交换网络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清代江西育婴事业为实证的研究

运用交换网络理论来理解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江西育婴事业中官府与精英、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资源交换这一实证材料来检验该理论,结果证明该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清代育婴事业中的职业乳妇探析

清代育婴事业的兴盛使职业乳妇成为一个庞大的、重要的群体。一方面,乳妇离开家庭到育婴堂哺育弃婴作为生计,间接得到救济,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她们救济、哺育了大量的弃婴,不但为整个育婴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清代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清末,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婴堂对乳妇管理不善的弊端变本加厉,加之利欲熏心的乳妇的各种不法行为,给育婴事业造成了一定破坏性。最终,乳妇这一职业便随着育婴事业的衰落而慢慢萎缩了。

官方语境下清代育婴事业的兴盛——以育婴堂为中心

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权枢和着传统的文化权力,为育婴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鼓舞。地方权臣的倡建、倡捐及其利用行政手段扩充经费的努力也是重要。清廷在对官、绅、商的权位协调中亦不自觉地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强悍姿态,彰显出传统政治结构中国家权威在地方事务中的巨大作用。

清末四川育婴事业的危机与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动荡日趋严重,经济逐渐衰落,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建立在国家政治权力保障下的育婴事业也不断走向低谷。四川育婴事业在经历长足发展后,清末显现出衰微之象,无论经费、还是管理等都出现问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四川开始推出新育婴措施,育婴思想也发生转变,进而出现育婴局,使得四川育婴事业得以继续延续。

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

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比较发达 ,县乡均设有育婴堂和各类育婴基金会组织。兴办育婴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拯婴” ,本文试图从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和范围、抚育方式、抚育费用和名额。

清代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发展概况——以育婴堂局为中心

清代是育婴堂局兴起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北武昌府育婴堂局经历了起步、低潮、复兴的历史嬗变。武昌府育婴堂局从一开始带有浓重的官方特色,随着其日渐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官民开始精诚合作,逐渐形成了官方主导型、官民合作型、社会主导型的育婴堂局。

清代四川育婴事业管窥

清代四川育婴事业从雍正二年(1724)设立郫县育婴堂开始,之后在川省各地兴起,其发展几经曲折,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保持较大的持续增幅,经历咸丰朝的低迷之后,到同治、光绪两朝迎来了发展的新高潮。清代四川育婴堂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官府、士绅富商以及普通民众的乐捐。为了维持其长久经营,大部分育婴堂采用了轮值与董事制等管理制度,并且制定了较为详备的章程。四川育婴堂存在着发展较为迟滞、地区分布不均、规模小、官方色彩浓重等特点。

秉承爱的理念 开拓育婴事业

2011年1月18日，贝亲婴儿用品（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启用了“我们更懂你”作为贝亲的全新品牌口号，体现了贝亲更能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时刻从消费者角度出发。通过充满关爱的商品和服务为妈妈们提供方便愉快的育儿体验。新口号“我们更懂你”的推出，是贝亲品牌成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贝亲品牌的升级。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先后在各地举办教会医疗、育婴、赈济等多项慈善事业,并获得了较大发展。最初的教会慈善机构一般都为便利传教而设,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与殖民色彩;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基督教在华的生根,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客观而论,其对近代中国社会也有较明显的积极影响。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 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慈善体系简论

我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发达,善行义举众多,善会善堂林立。在善人、善书与善举的背后,贯穿始终的则是慈善的理念——善念。善念、善书、善人相结合,促成了各种慈善的行动,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的慈善体系。本文以清代湖北的育婴事业为例,对这一体系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