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中国育龄家庭的规模与变动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数据获得的结构相关信息进行时间回归拟合,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低生育水平时期中国育龄家庭的规模和比例发现,育龄家庭在规模和变动趋势上与全国家庭户的特点有所不同。1993年以来,中国育龄家庭规模为2.1亿~2.5亿户,在家庭户中所占比例为44%~73%,规模及占比随时间推移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育龄家庭”是对既有研究中常用的“家庭”概念在生育维度的聚焦,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家庭生育动力弱化的现实,深入解释出生人口数不断下滑的内在原因。

育龄家庭大孩对二孩接纳度的现状调查

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调查了育龄家庭大孩对二孩的接纳度,了解到大孩从本质上并不讨厌二孩的到来。大孩出现的一系列反常行为的主要原因是父母与大孩沟通太少,让大孩感觉失去爱。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家长做好沟通,给大孩安全感,让大孩参与二孩的养育,给予大孩足够的陪伴。

流动家庭的教育消费会影响生育决策吗?——来自乡—城流动育龄家庭的证据

在低生育率和高教育消费并行的时代背景下,引导流动人口群体释放生育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基于2017年的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探究了乡—城流动育龄家庭的教育消费水平与生育决策间的关系,发现乡—城流动育龄家庭校外教育消费水平较高,样本家庭普遍处于实际生育数量小于理想生育数量的“生育抑制”状态,生育决策较为保守。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消费水平对生育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教育消费水平越高,乡—城流动育龄家庭的生育决策越保守,其中校外教育支出对生育决策影响的强度更大,且受教育程度、赡养负担、家庭月工资收入与留守未成年子女数量均会调节教育消费与生育决策间的关系。就影响机制而言,过高的教育消费一方面会推高家庭总支出和挤出其他消费,进而增加流动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相对贫困风险,另一方面会引发并积累焦虑情绪和催生消极主观心理,因此育龄群体的客观经济效用和主观心理效用不断降低并打破成本-效用平衡状态,最终促使流动家庭做出保守的生育决策。未来政策需从客观经济效用和主观心理效用入手,以塑造理性的教育理念为核心,引导流动家庭教育消费回归理性,缓解家庭成员的焦虑情绪,重振育龄家庭的养育信心,同时构建教育成本分担网络,搭建生育友好环境,积极回应流动家庭随迁成员的公共服务需求。

“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教育成本的生育抑制效应

“全面三孩”时代已经到来,促使育龄人群释放生育潜能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文章利用2017年的CHFS和CIEFR-HS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探索了育龄有孩家庭教育成本和生育行为间的关系,并分析了生育憧憬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教育成本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农村、低收入、东部地区家庭的生育行为对教育成本更为敏感,高昂的教育开支因令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而击碎育龄家庭的多子女生活梦想,有限的教育资源会在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预期的同时增强其对少子生活方式的认同感,故教育经济负担对多子女生活憧憬的重塑力度越大,越容易出现自主选择或被动调整的消极生育行为。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 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18～45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采用logit模型对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