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应用趋势及落实长效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方法应用趋势,探讨落实长效避孕方法影响因素,为避免非意愿妊娠、减少人工流产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库中15~49岁已经采取避孕方法的已婚有偶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结果:111 799例已婚有偶育龄妇女应用长效不可逆避孕方法、长效可逆避孕方法、避孕套、其他短效避孕方法、传统避孕方法的占比分别是23.5%、40.6%、29.6%、2.3%、4.0%。2014年以来避孕套应用构成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现在子女数、少数民族、非流动人口、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务农的已婚育龄妇女更有可能采用长效避孕措施。结论: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套应用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应加强避孕节育咨询、宣传及网络队伍建设,针对重点人群倡导高效避孕方法,避免非意愿妊娠。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对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分析发现,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经济抚养教育能力、有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和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需要从婚恋观念宣传教育、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住房租购政策支持、教育资源配置、税收政策调整、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配套建设。

已婚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状况的现状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调查已婚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促进女性生殖健康。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2年4月于我院体检已婚育龄期女性985例作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结果:985例中,共364例被检出存在生殖系统相关疾病,检出率为36.95%。两组文化水平、坚持体育锻炼、睡眠时间、性生活次数、月经异常、流产史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文化水平、流产史、性生活次数、坚持体育锻炼、月经异常是已婚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已婚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受文化水平、坚持体育锻炼、性生活次数、流产史、月经异常等因素影响,应针对上述因素开展咨询和宣传工作,以提高其生殖健康水平。

上海市徐汇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与卫生行为的研究

目的:了解已婚育龄妇女的卫生行为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为干预措施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分层的抽样方法,对上海市徐汇区4个街道60个居委会和2个困难企业共1631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妇科体查,并用SAS8.2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631名妇女中,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衣原体感染、淋病的患病率分别为3.04％、5.04％、1.52％、6.68％、0.12％。大多数妇女个人生活卫生习惯和性卫生行为良好,清洗外阴和洗澡频度不同的妇女内源性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房前丈夫外生殖器清洗频度不同的妇女性传播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男用安全套对性传播感染具有预防作用。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发现洗澡频度、同房前丈夫清洗外生殖器和结婚年龄为生殖道感染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应大力加强生殖道感染预防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宣传避孕套有预防生殖道感染和避孕的双重作用,使她们积极采纳健康的个人行为,从而达到防治生殖道感染的目的。

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水平及避孕方法使用趋势

利用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2004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水平及避孕方法的使用趋势。结果表明,我国一直是全球总避孕水平最高的国家,避孕方法以长效措施为主。90年代后,主要避孕方法中宫内节育器现用率逐年上升,女性绝育逐年小幅下降,男性绝育逐年明显下降,避孕套现用率逐年递增,口服避孕药、外用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方法呈逐年下降趋势;且避孕方法的选择存在省市、城乡差异。

城镇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选择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城镇妇女避孕方法选择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调查辽宁省皇姑区、山东省临淄区和陕西省灞桥区部分社区20～50岁育龄群众避孕方法选择情况。结果:共调查已婚育龄妇女1807人,平均年龄39.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71.9%;现避孕率为82.4%;避孕方法构成以宫内节育器(IUD)为主(75.6%),避孕套使用率为18.6%,其它避孕方法使用比例少;高龄、低文化程度、职业人群、有一次活产史及无人工流产史者使用IUD的比例较高;育龄妇女选择避孕方法主要关心有效性、安全性和便捷性,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机构及超市等商业机构为避孕方法的重要获取渠道。结论:参与调查城镇育龄妇女的避孕率较高且以IUD为主,不同特征对象的避孕率及避孕方法构成不同。今后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避孕宣教与指导,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提供个性化计划生育服务,提高群众对计划生育服务的信任度与利用度。

不同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其多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中等发达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道感染(RTI)状况、分布及相关影响因素,探讨相应的预防措施和策略。方法按省、县、乡、村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我国中等发达的9个省市进行抽样,调查样本点全部家庭及20～49岁已婚育龄妇女,了解她们家庭居住和生活状况、个人特征以及生殖健康状况。以对象自报的生殖道感染(RTI)症状为分析指标,进行单因素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在被访的12426名妇女中,28.5%过去一年曾出现RTI症状,以外阴瘙痒和阴道异味分泌物报告率最高。农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务农、绝育妇女、家庭卫生条件差、个人卫生习惯差的对象RTI发病率较高。不同地区之间,华中、西南地区RTI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结论农村已婚妇女RTI感染率较高,且不同地区、不同特征妇女存在较大差异。女性RTI防治重点在农村、高龄、文化低、家庭卫生条件差及个人卫生习惯差的对象。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应用自行编制的问卷对728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调查,在对其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先进行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再进一步采用一般逐步logistic回归或累积比逐步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生殖健康知识平均28.02±6.21分,总体得分率为70.05%,态度和行为总体积极性较高,但其中的性病维度有待于提升;城镇(β=-0.483,OR=0.617,P=0.022)、受教育程度高(β=0.436,OR=1.547,P<0.01)生殖健康知识掌握较好,受教育程度高(β=0.268,OR=1.307,P<0.01)态度积极,受教育程度高(β=0.504,OR=1.655,P=0.021)、患妇科病(β=0.185,OR=1.204,P=0.031)健康行为较好。结论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对薄弱环节开展针对性教育,可有效提升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满意度分析

目的 了解目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对可逆性避孕措施的满意度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我国 4个地区 8个乡镇 30个行政村的 2 0～ 4 9岁已婚未绝育妇女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结果 已婚育龄妇女对所用避孕方法的总体满意度高 (98.8% )。育龄妇女的年龄、当前采用的避孕方法、该避孕方法的获得途径、该避孕方法的决定主体、生殖道感染状况、计划生育综合知识得分 ,以及人流次数会影响育龄妇女对现用避孕方法的满意度。结论 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是提高育龄妇女对现用避孕方法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普查普治生殖道感染 ,推广RTI干预工程 ,提高女性生殖健康状况 ,有利于提高女性对避孕方法的满意度。继续完善和发展计划生育网络 ,为育龄妇女提供方便、快捷和高质量的计划生育

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干预措施对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知识水平的影响

目的:评价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干预措施对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知识、知情选择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影响,探索影响干预效果的潜在因素。对象和方法:本研究以计划生育门诊为基础的干预研究,进行基线调查后对到干预门诊就诊的妇女进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宣教,培训干预门诊的服务人员并提供咨询服务,干预后进行效果评估调查。结果:干预措施显著提高了干预组服务对象避孕知识、知情选择知晓率和正确理解程度,提高了服务提供者的咨询技巧。计划生育干部和技术人员认为基层技术人员数量少、素质低,给知情选择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结论:应通过多种渠道给予育龄群众更广泛全面的信息,加强基层服务提供者的培训。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方法知情选择调查

目的:调查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接受避孕方法咨询服务及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率,分析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咨询服务的前景及必要性。方法:对湖北省潜江市1479例已婚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接受过避孕方法咨询服务和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咨询服务的比例很低,并与年龄呈负相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多数调查对象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咨询服务持肯定态度,认为非常有必要开展避孕节育优质服务;育龄妇女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知晓程度与妇女接受避孕咨询的状况、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所持的态度及自主选择避孕方法的能力直接相关。结论:避孕节育咨询服务在农村有很大的空间,对提高农村育龄妇女自愿、自主选择合理有效的避孕方法及积极配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流行情况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RTI)流行情况其危险因素。方法通过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金堂县农村社区一般人群中的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并分析RTI有关危险因素。结果金堂县农村社区已婚育龄妇女RTI总感染率为32.7%,前三位生殖道感染依次为细菌性阴道病(17.8%)、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9.3%)、沙眼衣原体感染(6.1%)。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表明:阴道多核白细胞数量≥10/HP是农村社区已婚育龄妇女RTI的危险因素;年龄40～44岁是细菌性阴道病的危险指示因素;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下是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金堂县农村社区的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率较高,细菌性阴道病占RTI第一位。阴道多核白细胞≥10/HP、年龄40～44岁及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下是农村社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宫颈糜烂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研究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宫颈糜烂的危险因素。方法：对2996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临床和实验室检查，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宫颈糜烂情况及危险因素。结果：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宫颈糜烂患病的危险因素中，学历以文盲为基线，小学、初中、高中的OR分别为0．505、0．397与0．404；在医院分娩为基线，家中分娩的OR为1．65；初婚年龄以≤22岁为基线，23～24岁、≥25岁的OR分别为0．53、0．59。结论：为了减少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宫颈糜烂，应加强健康教育，提倡晚婚晚育，推行计划生育，普及科学接生。

避孕节育咨询与知情选择对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的影响

目的:了解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知识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知情选择项目四个试点县的3 901名20～49岁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知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SAS8.2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①调查对象的避孕知识综合得分平均为25.44分,50分以上的仅有4.36%.得分最高的避孕方法为宫内节育器(72.17分),最低的为宫颈帽(2.57分).不同知识类别得分中名称知晓得分和用法得分两者较高,避孕方法原理、优点及缺点得分均较低.②调查对象的避孕知识主要通过培训班、讨论会、咨询(56.17%)的形式从乡镇或村(社区)计生人员处获得(68.21%).③影响避孕知识得分的因素包括年龄、家庭人均收入、文化程度、对象的咨询状况以及与避孕知情选择有关的知识和态度等.④88.57%的对象认为面对面交流、培训班为获得避孕知识的最佳方式,88.40%的对象认为是乡镇或村(居委会)的计划生育技术人员,是提供避孕知识咨询的最佳人选.结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知识水平较低,亟需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以期能使知情选择在广大农村育龄妇女中更好地推广.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了解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的变化趋势，为指导计划生育服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1983～2005年苏州市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的资料，并用统计软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在88．38％～92．94％范围波动，长效避孕措施现用率从75．19％下降至71．27％，而短效避孕措施从12．86％上升至17．11％。宫内节育器的现用率从50．09％上升到66．50％；避孕套从1．94％上升到14．21％；其他避孕方法的现用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女性绝育现用率从24．42％下降到4．50％。结论：节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长效避孕措施现用率下降而短效避孕措施现用率上升；避孕方法使用趋于多样化，需要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指导和服务。

宣州市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知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已婚育龄妇女对避孕知识的掌握程度。方法 :对 70 7例 2 0～ 40岁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知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 :(1 )大部分对象的避孕知识得分在2 0～ 6 0分之间 ,约占 70 %。得分在 80分以上的对象仅占 1 .6 %。在听说过的各种避孕方法中 ,宫内节育器位居首位 (99.7% ) ,其次是避孕套 (97.2 % )和口服避孕药 (96 .6 % )。(2 )研究对象获得避孕知识的首要途径是书籍和手册 (50 .1 % ) ,其次是咨询医务人员(39.9% )。 (3)影响避孕知识得分的因素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

已婚育龄妇女药物流产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江西省南昌市已婚育龄妇女药物流产率及其分布情况。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南昌市2县（进贤县、安义县）2区（青山湖区、西湖区）5468名已婚育龄妇女，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婚姻、生育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随着年龄增加，药物流产率逐渐下降，以20～24岁和25～30岁年龄段较高，分别为7．9％和8．5％（P=0．001）；初孕年龄在20～24岁和25～30岁年龄段药物流产率较高，分别为7．7％和7．1％（P=0．002）；结婚年数在5～10年的药物流产率最高（9．0％，P〈0．001）；随着妊娠次数的增加，药物流产率亦增加，妊娠5次的药物流产率最高（25．8％）；职业以农民工和专业技术人员药物流产率较高，分别为15．0％和12．5％（P〈0．001）；文化程度越高，药物流产率越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为最高（10．7％，P〈0．001）；居住城镇的药物流产率明显高于乡村（P=0．001）；公费医疗的药物流产率明显高于自费和其他医疗保健形式者（P〈0．001）。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为工人是药物流产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越低、结婚年数越多、初孕年龄越大、公费医疗保健形式，则药物流产率越低。结论：药物流产发生的高危人群为20～29岁年龄段和较高学历的育龄妇女；增加经济收入，提倡晚育均可以减少药物流产的发生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情况。方法:采用分层、四阶段、整群、概率比抽样方法,共调查已婚育龄妇女7 026人,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法对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兵团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发生率为47.34%,居住地,民族、生育年龄、文化程度及曾生男孩或女孩数是妇女妊娠后是否做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由于未避孕、避孕失败导致人工流产的比例分别占57.44%和40.68%,避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节育器移位和避孕套破裂。结论:兵团已婚妇女的人工流产发生率较高,发生非意愿妊娠的主要原因是未避孕和避孕失败,提示应进一步加大避孕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同时保证有效避孕药具的供给,并加强随访,以降低人工流产发生。

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RTI/STD)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共4304例已婚育龄妇女进行RTI/STD的患病现状、相关知识和行为现况调查。结果RTI/STD总患病率为63.80%,慢性宫颈炎的患病率为60.84%,霉菌、滴虫、尖锐湿疣总患病率为8.20%。RTI/STD患病的影响因素有年龄、宗教信仰、家庭经济水平、丈夫外出打工时间、生育活产数、自然流产史、避孕方式、夏天洗澡地点、冬天洗澡周期、夫妻性生活周期。结论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家庭经济水平、个体婚育特征和卫生习惯是RTI/STD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我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变化趋势,探讨综合干预措施。方法:分析2003～2005年全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妇女病普查资料。结果:3年共查出患有各种疾病者分别为2787例、4077例、4900例,患病率分别为42·10%、48·20%、53·00%,呈逐年增长趋势。从疾病的顺位来看,2005年乳腺疾病的患病率超过附件疾病,位居第4位。阴道疾病和附件疾病的患病率逐年下降,子宫疾病患病率无显著变化,宫颈疾病和乳腺疾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社区居民阴道炎和乳腺疾病的患病率(7·98%、3·62%)显著低于企事业职工(9·80%、4·50%),P<0·05,但其宫颈癌前病变的患病率(6·30%)明显高于企事业职工(5·20%),P<0·05。结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对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有所控制,应继续实施。通过引进先进的检测仪器,宫颈癌前病变和乳腺疾病的检出率增加,政府应继续重视妇女病普查普治,加大投入,乳腺癌和宫颈癌的防治可作为今后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