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源分配评分与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 分析肺源分配评分(LAS)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及并发症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75例IPF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以及LAS与术后1年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275例受者中,术后30、90、180、365 d内分别死亡62例、83例、95例和108例。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0、90、180、365 d死亡风险相关(均为P<0.05),但与术后365 d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急性肾损伤(AKI)发生无关(均为P>0.05)。结论 LAS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相关,LAS与术后早期PGD、AKI的发生无关,但应关注综合因素对PGD、AKI发生的影响。

肺源分配评分在我国肺移植受者中的应用

目的:分析美国肺源分配评分(LAS)在我国肺移植受者中应用的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5月至2018年3月接受肺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PTN)的LAS计算器计算受者的LAS分值,并进行分组分析。结果:共纳入173例受者,年龄(56.49±12.64)岁(19~81岁),LAS分值(56.63±18.39)分(32.79~90.70分)。按疾病类型分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62例,间质性肺疾病85例,支气管扩张症11例,肺动脉高压8例,其他7例,上述疾病受者LAS分值分别为(47.85±15.22)、(61.89±18.63)、(56.58±18.91)、(55.23±10.74)和(72.45±16.41)分,COPD组受者LAS明显低于间质性肺疾病受者(P<0.001)。按术前疾病严重程度分组:重症组(气管插管或ECMO支持)57例,LAS(79.15±7.95)分;无创通气组39例,LAS(48.42±11.58)分;吸氧组77例,LAS(44.11±8.8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按LAS分值分组:LAS<50为低危组,50~75为中危组,>75为高危组,三组受者术后3个月存活率分别为90.5%、81.8%和71.1%;1年存活率分别为85.4%、74.4%和5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结论:LAS可反映受者等待肺移植的紧迫性,而且与术后早期存活率相关;临床上可采用LAS选择合适受者,理想的肺移植受者LAS为30~75分。

供者年龄对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供者年龄对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35例IPF肺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死亡风险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1年病死率相关,供者年龄每增加1岁,受者术后1年死亡风险增加0.020倍(P=0.009)。供者氧合指数,受者术前氧合指数、术前肺源分配评分、术前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移植方式、术中体外膜氧合方式和术中输血量与肺移植术后1年病死率存在相关性(均为P<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供者年龄与IPF患者肺移植术后30、90、180 d和1年的死亡风险无相关性(均为P>0.05)。敏感性分析发现供者年龄<18岁、18~33岁、34~49岁、≥50岁的肺移植受者术后30、90、180 d和1年死亡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本研究未观察到供者年龄对IPF患者肺移植术后短期生存存在影响,综合考虑供者机械通气时间、氧合指数、感染等因素后,可考虑扩大肺移植供者年龄范围。

紧急肺移植的临床应用进展

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世界范围内供肺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患者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死亡。紧急肺移植是一种根据患者疾病紧急程度进行优先移植的肺源分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肺源等待时间和降低肺移植等待者的病死率。然而,目前各国关于紧急肺移植这一术语的定义、标准和应用并不统一,且基于该分配制度的肺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和净获益也存在较多争议。本文基于既往紧急肺移植的临床研究,对其定义标准、危险因素、生存结果、局限性和优化措施进行详细综述,为综合评估紧急肺移植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优化肺源分配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紧急肺移植的临床进展

早在1963年Hardy等[1]即开展了首例人肺移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肺移植才得以顺利应用于临床实践,成为终末期肺部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2]。近年来,全世界每年开展的肺移植手术近4000台[3],病人术后生存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如此,肺移植手术量与等待移植的病人数量仍存在巨大差距,众多病人在等待移植期间出现病情恶化,需要机械通气或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等支持治疗,而此情况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等待期死亡率[4]。

肺移植全球发展概况与展望

在2020年至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全球肺移植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上报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的肺移植数据已经超过70000例。肺移植供者和受者特征、儿童肺移植受者的适应证随着时间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肺移植在新冠肺炎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中的治疗也受到全球瞩目。肺移植外科技术不断发展,也将与更多的新技术融合,在人工肺脏和异种移植领域获得新的突破。本文总结了全球肺移植供、受者特征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进一步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势,以期终末期肺病患者能够从肺移植技术发展中得到更多获益。

后疫情时代的肺移植临床研究发展和未来展望

肺移植技术在全球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中国也高速发展了二十余年,中国肺移植逐渐融入国际肺移植大家庭。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对中国肺移植发展的挑战,也使得全球同行关注中国肺移植发展,加速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肺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逐步深入,移植科医师对于未来中国肺移植在供者的维护、高龄和儿童受者的选择、围手术期管理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对于肺移植相关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需要开展设计优良、多方协作的临床试验,不断推进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儿童肺移植临床研究进展

肺移植是治疗儿童终末期肺病的有效手段。供肺来源短缺,供、受者匹配度差,术后管理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多,病死率高等原因制约了儿童肺移植的发展。但随着公民器官捐献的推广、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肺移植经验的积累,各移植中心取得了长足进步。近年来,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肺和边缘供肺修复临床应用、围手术期生命支持技术及外科移植术式的成熟、成人肺移植术后管理经验的借鉴使得儿童肺移植发展迅速。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肺移植中心关于儿童肺移植原发病、供肺利用及分配、外科手术技术选择、并发症处理及预后等方面的现状和进展,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