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早期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

目的研究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早期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方法选取72例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肺癌根治术,根据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分为感染组(n=18)和未感染组(n=54)。分析感染组患者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对比2组患者临床资料,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筛选出患者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独立危险因素创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列线图的预测性和准确度进行验证。结果72例患者出现了18例肺部感染,感染率为25.00%。18例感染总共分离出35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22株(62.85%),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9株(25.71%),以金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葡萄球菌为主;真菌4株(11.42%),以白色念珠菌为主。与未感染组患者相比,感染组患者年龄≥60岁、有吸烟史、术前FEV1≤80%、手术时间≥150 min、多叶切除以及术中出血量≥200 mL等占比更高(P<0.05);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术中出血量均是术后肺部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列线图结果提示,年龄≥60岁为52分、有吸烟史为65分、术前FEV1≤80%为68分、手术时间≥150 min为49分、多叶切除为78分、术中出血量≥200 mL为70分,经验证,其模型预测风险的精准性及区分度较高。结论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以及术中出血量均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创建的预测模型,区分度和准确度较高。

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Lasso-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构建和外部验证

目的:构建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Lasso-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并进行外部验证。方法:将行肺癌根治术治疗的730例肺癌患者,按照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n=511)、验证组(n=219)。统计术后3 d内训练组、验证组肺部感染发生情况,并比较发生、未发生肺部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在训练组中通过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肺癌术后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因素构建肺部感染Lasso-logistic回归列线图预测模型,在验证组中对Lasso-logistic回归列线图预测模型进行外部验证。结果:本研究730例肺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7.81%,训练组、验证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7.42%、18.7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训练组、验证组中,发生与未发生肺部感染患者的年龄、吸烟史、肿瘤分期、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引流管留置时间、手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血清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淀粉样蛋白A(SAA)、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可溶性CD14(sCD14)、CD4^(+)/CD8^(+)水平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以年龄、COPD、机械通气时间、CRP、PCT、SAA、HMGB1、sCD14、CD4^(+)/CD8^(+)作为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预测因素,可使模型性能优良且影响因素最少;根据Lasso-logistic回归筛选出的9个预测因素构建肺部感染Lasso-logistic回归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外部验证显示该模型预测肺部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21(95%CI:0.818~0.984),预测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1.83%、97.26%,具有良好预测效能,且该模型预测肺部感染的校准度良好,与实际观测结果一致性较高。结论: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高,其影响因素较多,根据筛查出的相关预测因素构建肺部感染Lasso-logistic回归列线图预测模型在预测肺部感染发生风险方面具有良好预测价值,有助于指导临床预防术后肺部感染。

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实施适时供给横式干预联合循证呼吸训练的效果

目的:探究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实施适时供给模式干预联合循环呼吸训练的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3—10月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40例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纳入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选取2023年1—8月同院收治的40例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纳入观察组(予以适时供给模式干预联合循证呼吸训练)。比较两组肺功能指标[用功能残气量(FRC)、静息分钟通气量(MV)、肺泡通气量(VA)]、肺部感染情况[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水平]、呼吸情况[改良英国医学研究会呼吸困难指数量表(mMRC)]评分。结果:干预前,两组FRC、MV和VA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FRC、MV和VA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TNF-α、IL-6和IL-8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TNF-α、IL-6和IL-8水平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mMRC等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mMRC等级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适时供给模式干预联合循证呼吸训练能够有效促进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肺功能恢复,显著降低其肺部感染水平,改善其呼吸情况。

sTREM-1、HMGB1和内毒素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预测价值

目的研究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内毒素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观察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400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均接受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治疗,参考术后肺部感染与否分为研究组(肺部感染,36例)与对照组(肺部未感染,364例)。记录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状况,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HMGB1、sTREM-1、内毒素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术后1 d血清HMGB1、sTREM-1、内毒素对术后肺部感染的预测价值。结果研究组共检出56株病原菌,且革兰阴性菌(76.79%)占比最高。研究组患者手术后1 d的HMGB1、sTREM-1、内毒素水平为(56.08±14.69)μg/L、(20.73±6.54)pg/mL、(0.32±0.18)EU/mL,手术后3 d的HMGB1、sTREM-1、内毒素水平为(76.76±16.57)μg/L、(31.42±6.56)pg/mL、(0.42±0.17)EU/m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手术后1 d:(56.08±14.69)μg/L、(20.73±6.54)pg/mL、(0.32±0.18)EU/mL;手术后3 d:(35.93±6.51)μg/L、(13.69±2.63)pg/mL、(0.11±0.02)EU/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显示,以46.88μg/L为截断值,术后1 d HMGB1诊断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75(95%CI:0.773~0.977),敏感度为72.23%,特异度为94.60%;以18.10 pg/mL为截断值,术后1 d sTREM-1诊断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AUC为0.812(95%CI:0.658~0.966),敏感度为77.79%,特异度为90.55%;以0.23 EU/mL为截断值,术后1 d内毒素诊断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AUC为0.728(95%CI:0.559~0.896),敏感度为61.00%,特异度为100.00%。结论HMGB1、sTREM-1和内毒素检测在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诊断中有较高应用价值,均可作为预测早期术后肺部感染的诊断指标。

痰热清注射液减少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痰热清注射液对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抗生素使用时间的影响。[方法]将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间在我院行肺癌根治术的54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22例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预防肺部感染,治疗组32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痰热清20mL/d,比较两组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及抗生素使用天数。[结果]两组均无患者退出,无治疗相关并发症,和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9.37%,抗生素使用(4.0±1.1)d,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痰热清注射液配合抗生素用于肺癌根治术后治疗,可显著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减少抗生素使用天数。

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对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变化的影响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对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IL-6、IL-8、IL-10)变化的影响及相关性。方法:选取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的102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按术后有无肺部感染发生分为感染组(49例)和观察组(53例),于术前、术后2 h、术后第1天、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白细胞介素-10(IL-10)浓度变化。结果:男性、吸烟、手术时间长的NSCLC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几率高于女性、非吸烟、手术时间短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分期晚、有淋巴结转移、浸润性肺癌患者肺部感染发生几率高于早期肺癌、无淋巴结转移、原位癌、微浸润性肺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血清PCT、CRP、IL-6、IL-8、IL-10水平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 h感染组血清中IL-10水平最先高于观察组(P=0.001),差异早于其他指标出现;术后感染组IL-6、IL-8、IL-10水平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PCT、IL-6、IL-8、IL-10于术后第1天达峰值,CRP于术后第3天达峰值;术后第5天,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回落,其中CRP、IL-6、IL-8、IL-10两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PCT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IL-6、IL-8、IL-10变化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发生密切相关,是早期诊断肺部感染的敏感辅助指标。

术前T淋巴细胞亚群减低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影响

目的:探讨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术前T淋巴细胞亚群功能减低对发生术后肺部感染风险的影响。方法: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法对行肺癌根治术的196例NSCLC患者于术前、术后第1天、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根据术前CD_(3)^(+)T淋巴细胞水平分为T淋巴细胞亚群功能减低组(23例)和T淋巴细胞亚群功能正常组(173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差异。结果:NSCLC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减低组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为26.1%(6/23);正常组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为25.4%(44/173),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46);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评估发现年龄、吸烟、淋巴结转移、手术时长、肺切除方式是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D_(3)^(+)、CD4^(+)、CD8^(+)T淋巴细胞比率减低不是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血清炎性反应标志物比较中,两组间在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血常规、C-反应蛋白(CR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降钙素原(PCT)在术后第1天、第3天、第5天减低组较正常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T淋巴细胞亚群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呈先降后升动态变化;术后第1天,正常组CD4^(+)T淋巴细胞比率下降较减低组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第5天CD_(3)^(+)、CD4^(+)T淋巴细胞比率高于术前,CD8^(+)T淋巴细胞比率低于术前水平。结论:NSCLC患者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前T淋巴细胞亚群功能减低不增加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风险。

痰热清注射液防治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90例

目的观察痰热清注射液在防治肺癌根治术肺部感染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18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9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痰热清注射液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1,7 d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和白细胞计数结果低于对照组,术后7 d内肺部感染率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痰热清注射液,可有效提高预防肺癌根治术后感染的效果,值得研究。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联合痰热清治疗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联合痰热清治疗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疗效。方法选取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于我院接受的60例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依据盲抽法分为对照组30例与观察组30例。两组均予以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予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加用痰热清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病情缓解时间、肺部X线恢复正常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94.12%,较对照组79.59%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病情改善时间、肺部X线恢复正常时间均较对照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9.80%,较对照组16.33%略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采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联合痰热清治疗效果显著,可缩短病情改善时间,且安全性高。

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易感因素及miR-31、miR-122、miR-146a表达水平

目的探讨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易感因素及微小核糖核酸(miR)-31、miR-122、miR-146a表达水平变化。方法选取171例2018年01月-2022年12月于简阳市人民医院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为感染组34例和非感染组137例,分析肺部感染患者病原学特点、易感因素及外周血miR-31、miR-122、miR-146a表达水平。结果171例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为34例,发生率为19.88%;共培养出病原菌35株,其中革兰阴性菌27株,占77.14%;易感因素包括年龄>60岁、有吸烟史及糖尿病(P<0.05);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组患者外周血miR-31、miR-122水平升高,miR-146a水平降低(P<0.05),三指标联合诊断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值为0.94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1.18%、87.59%。结论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较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易感因素包括年龄>60岁、有吸烟史、有糖尿病,miR-31、miR-122、miR-146a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对该病的诊断价值,临床可进行针对性防治以降低该病发生风险。

肺癌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肺癌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于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行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治疗的103例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术后住院期间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为肺部感染组(23例)和非肺部感染组(80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影响肺癌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患者性别、吸烟史、合并高血压、抗菌药使用、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肺部感染组患者年龄≥60岁、手术时间≥3 h、术中出血量≥200 mL、机械通气时间≥12 h、合并糖尿病、血清白蛋白<35 g/L、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占比均高于非肺部感染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手术时间≥3h、术中出血量≥200mL、机械通气时间≥12h、合并糖尿病、血清白蛋白<35g/L、合并慢阻肺均为影响肺癌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年龄≥60岁、手术时间≥3h、术中出血量≥200mL、机械通气时间≥12h、合并糖尿病、血清白蛋白<35g/L、合并慢阻肺是影响肺癌患者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需高度重视,进行针对性防控,减少感染的发生。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其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其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2023年3月九江市柴桑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40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治疗,术后依据住院期间是否出现肺部感染分为肺部感染组和非肺部感染组,收集两组年龄、性别、饮酒史、吸烟史、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合并营养不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置管时间、肿瘤位置等基线资料,先行单因素分析,之后开展logistic回归分析,获得影响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并统计肺部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结果:140例患者术后出现15例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0.71%(15/140);15例肺部感染共检出1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11株(61.11%),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6株(33.33%)、肺炎克雷伯菌3株(16.67%)、大肠埃希菌2株(11.11%);革兰阳性菌7株(38.89%),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4株(22.22%)、溶血葡萄球菌2株(11.11%)、表皮葡萄球菌1株(5.56%);两组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营养不良、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营养不良、手术时间≥3 h为影响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OR>1,P<0.05)。结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风险高,与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营养不良、手术时间关系密切,且肺部感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还需针对性开展抗菌治疗,加快感染消退。

胃癌腹腔镜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Clavien-Dindo分级、高危因素及预防措施分析

目的 探讨胃癌腹腔镜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Clavien-Dindo分级情况、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于本院接受腹腔镜根治术治疗的268例胃癌患者。以其术后肺部感染情况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别为33例、235例。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其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根据所筛选出的高危因素进行预测模型构建,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该模型的胃癌患者腹腔镜根治术后肺部感染预测价值进行分析,获取其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结果 268例胃癌患者中33例发生术后肺部感染,感染率为12.31%。Clavien-Dindo分级主要集中为Ⅱ级。经单因素、多因素分析,胃癌患者腹腔镜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为年龄≥65岁、胃管留置时间≥3 d、术前血清白蛋白水平低(OR分别为3.449、3.180、2.824,P<0.05)。构建回归模型并按照预测概率logit(P)绘制ROC曲线,当logit(P)>12.95时,AUC值为0.897,敏感度为84.85%,特异度为78.72%,预测价值良好。结论 年龄≥65岁、胃管留置时间≥3 d、术前血清白蛋白水平低为胃癌患者腹腔镜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据此构建回归模型的预测价值较高,临床可对发生术后肺部感染的高危群体进行针对性干预以降低其感染风险。

肺癌根治术后感染患者血清PCT、CRP、SAA、IL-6、NT-proBNP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研究肺癌根治术后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淀粉样蛋白A(SAA)、白细胞介素-6(IL-6)、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的变化,并分析其在感染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4年1月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接受肺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7 d内肺部感染的发生情况分为感染组15例和未感染组77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1 d的血清PCT、CRP、SAA、IL-6、NT-proBNP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血清PCT、CRP、SAA、IL-6、NT-proBNP水平与肺癌根治术后感染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肺癌根治术后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1 d,感染组患者的血清PCT、CRP、SAA、IL-6、NT-proBNP分别为(0.57±0.15)ng/mL、(10.67±1.95)mg/L、(11.43±2.01)mg/L、(68.45±17.69)ng/L、(241.82±31.54)pg/m L,明显高于未感染组的(0.36±0.06)ng/m L、(7.48±1.67)mg/L、(7.84±1.59)mg/L、(38.62±13.03)ng/L、(102.33±25.81)pg/m 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CT、CRP、SAA、IL-6、NT-pro BNP水平与肺癌根治术后感染均呈正相关(r=0.597、0.530、0.479、0.561、0.451,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CT、CRP、SAA、IL-6、NT-pro BNP均是肺癌根治术后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血清PCT、CRP、SAA、IL-6、NT-pro BNP均是影响肺癌根治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应予以密切关注。

食管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食管癌患者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120例食管癌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食管癌根治术治疗,依据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收集2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等基线资料,经Logistic回归分析,获取影响食管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20例患者共26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21.67%(26/120)。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白蛋白水平、手术通气方式、糖尿病、慢阻肺、吸烟史、术前肺功能与术后肺部感染发生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5岁、手术时间≥4 h、术中出血量≥200 mL、术前白蛋白水平<30 g/L、单肺通气、糖尿病、慢阻肺、吸烟史、术前肺功能(FEV1/FVC)<70%为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且OR>1)。结论食管癌患者根治术后肺部感染发生风险较高,且与年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白蛋白水平等密切相关,临床需尽早开展针对性干预,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

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病原学特征及血清炎性指标对早期感染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析肺癌根治术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病原学特征及血清炎性指标对早期感染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26例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患者及同期70例术后未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患者痰液标本经培养后,全自动分析仪鉴定病原菌,采用K-B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术后5 d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IL-6、IL-8、IL-10水平。结果共分离出病原菌126株,53.97%为革兰阴性菌,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17.46%,22/126)、大肠埃希菌(11.90%,15/126)。31.75%为革兰阳性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2.70%,16/126)、肺炎链球菌(9.52%,12/126)。14.29%为真菌,主要为白假丝酵母菌(7.14%,9/126)。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氨曲南、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高于50%,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低于30%,未产生对阿米卡星的耐药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高于50%,对莫西沙星的耐药率低于30%,未产生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的耐药株。肺癌根治术后合并肺部感染组患者术后5 d血清IL-6、IL-8、IL-10水平分别为(13.38±5.48)pg/mL、(38.84±14.98)pg/mL、(203.93±96.15)pg/mL,对照组患者分别为(9.18±2.84)pg/mL、(22.77±5.73)pg/mL、(115.10±41.11)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IL-6的最佳截断值为13.745 pg/ml,曲线下面积(AUC)为0.722,敏感度为48.4%,特异性为98.6%,95%CI(0.653~0.791)。IL-8的最佳截断值为33.16 pg/mL,曲线下面积(AUC)为0.811,敏感度61.1%,特异性100%,95%CI(0.753~0.870)。IL-10的最佳截断值为185.78 pg/mL,曲线下面积(AUC)为0.768,敏感度55.6%,特异性100%,95%CI(0.704~0.832)。结论肺癌根治术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为主。主要病原菌耐药率普遍较高。血清IL-6、IL-8、IL-10水平对早期感染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肺癌化疗患者并发细菌性肺部感染的病原菌特点和血清MMP-9、TIMP-1变化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肺癌化疗患者并发细菌性肺部感染的病原菌特点,并分析血清金属蛋白酶-9(MMP-9)、组织蛋白酶抑制剂-1(TIMP-1)变化情况。方法:选取2020年6月—2023年6月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接收的436例经病理及活检确诊的肺癌患者。所有患者均以铂类药物为主进行化疗,根据患者有无化疗后肺部细菌感染情况分为合并肺部感染组123例,未合并肺部感染组313例。采分析比较两组肺癌化疗患者血清中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组织蛋白酶抑制剂-1(TIMP-1)、可溶性血红蛋白清道夫受体(sCD163)水平,以及病原菌的分布情况。结果:肺癌化疗合并肺部感染组123例患者中,共分离出92株,其中61株革兰阴性菌、31株革兰阳性菌。在61株革兰阴性菌中,排在首位的是铜绿假单胞菌34.43%(21/61),其次是大肠埃希菌26.23%(16/61)。在31株革兰阳性菌中,排在首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45.16%(14/31),其次是肺炎链球菌41.93%(13/31)。化疗后24 h、48 h,合并肺部感染组患MMP9、TIMP-1、sCD163水平均高于未合并肺部感染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上统计肺癌化疗病患极易合并肺部感染,且为细菌感染,其中革兰阴性菌属于主要致病菌。合并肺部感染者的血清指标MMP9、TIMP-1等水平相对偏高于未合并肺部感染者,对于观察病患的化疗病情有重要临床意义。

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0年7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的103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并发肺部感染进行分组,分析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103例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34例,肺部感染发生率为33.01%;单因素分析显示,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与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手术时间、吻合方式、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相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是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临床应针对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 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患者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以降低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风险。

肺癌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肺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9年10月至2022年10月收治入院的718例肺癌手术患者,依据其术后肺部感染情况分为非感染组、感染组。收集患者临床治疗,分析感染组病原菌分布情况,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筛选肺癌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感染组84例患者共分离病原菌198株,其中革兰阴性菌124株(62.63%)。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肺癌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吸烟指数、合并糖尿病、合并肺部相关疾病、TNM分期等10项(P<0.05)。结论 肺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较高,并与年龄、吸烟指数、合并糖尿病、合并肺部相关疾病、TNM分期、侵入性手术、术后胸腔引流总量等临床因素相关,临床应重点关注合并上述危险因素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情况,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尽早干预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以期提高预后。

肺癌胸腔镜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列线图模型构建

目的:分析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01月至2021年06月期间接受胸腔镜肺切除的肺恶性肿瘤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参与者被分配到肺部感染组和非肺部感染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独立的风险因素,并构建了列线图模型。采用重复抽样1 000次的bootstrap检验对列线图模型进行内部验证。采用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和校准曲线来表示模型的预测性能和预测准确度。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价该列线图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共有872名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纳入了这项研究。最终模型中包括手术部位、肿瘤直径、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和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PIV)。校准曲线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763(95%CI:0.683~0.842);DCA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净获益水平。结论:该研究建立了列线图模型,对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及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