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存在团体干预对卵巢癌化疗患者心理适应能力、应对方式及肿瘤复发恐惧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认知-存在团体干预对卵巢癌化疗患者心理适应能力、应对方式及肿瘤复发恐惧感的影响。方法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将104例卵巢癌化疗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2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接受认知-存在团体干预。采用简明癌症患者心理适应问卷(Mini-Mac-19)、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适应能力、应对方式及肿瘤复发恐惧感进行评价。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无助/无望、焦虑、消极应对方式、肿瘤复发恐惧感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积极态度、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无助/无望、焦虑、消极应对方式、肿瘤复发恐惧感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积极态度、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干预后的焦虑、肿瘤复发恐惧感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积极态度评分高于本组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认知-存在团体干预能够增强卵巢癌化疗患者的心理适应能力,使患者保持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患者对肿瘤复发的恐惧感。

同伴教育对宫颈癌患者自护能力及肿瘤复发恐惧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同伴教育对宫颈癌患者自护能力及肿瘤复发恐惧感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7月-2020年5月于我院收治的80例宫颈癌患者临床资料,将采用常规护理的34例宫颈癌患者资料纳入对照组,将采用常规护理+同伴教育的46例宫颈癌患者资料纳入护理组。护理15d后,比较两组患者自护能力及肿瘤复发恐惧感[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评分。结果:护理前,两组自护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自护能力评分均较护理前提高,且护理组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FoP-Q-SF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FoP-Q-SF评分均降低,且护理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宫颈癌患者实施同伴教育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自护能力,降低肿瘤复发恐惧感,值得临床应用。

家庭支持和家庭韧性对妇科肿瘤术后复发恐惧的影响分析

目的 了解妇科肿瘤术后家庭支持和家庭韧性水平,并探讨其与疾病不确定感和肿瘤复发恐惧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 利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家庭韧性评估量表(FRAS)、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和肿瘤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对305例妇科肿瘤手术患者的家庭支持、家庭韧性、疾病不确定感和肿瘤复发恐惧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家庭支持、家庭韧性、疾病不确定感与肿瘤复发恐惧的关系及其链式中介效应情况,并分析APGAR、FRAS和MUIS评分预测肿瘤复发恐惧价值。结果 全组APGAR评分为(5.87±1.84)分,FRAS评分为(135.64±30.18)分,MUIS评分为(79.06±21.64)分;家庭支持(r=-0.822,P<0.001)、家庭韧性(r=-0.715,P<0.001)与肿瘤复发恐惧呈负相关,疾病不确定感与肿瘤复发恐惧呈正相关(r=0.744,P<0.001);家庭支持与家庭韧性评分呈正相关(r=0.644,P<0.001),家庭支持与疾病不确定感呈负相关(r=-0.696,P<0.001),家庭韧性与疾病不确定感呈负相关(r=-0.643,P<0.001);家庭支持和家庭韧性在妇科肿瘤术后疾病不确定感和肿瘤复发恐惧中起到链式中介效应;APGAR、FRAS联合MUIS评分预测肿瘤复发恐惧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结论 家庭支持和家庭韧性与妇科肿瘤术后复发恐惧有关,在疾病不确定感和肿瘤复发恐惧中起到链式中介效应。

老年卵巢癌患者术后的复发恐惧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老年卵巢癌患者术后的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老年卵巢癌患者临床管理和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8—2019年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卵巢癌手术治疗的老年患者临床资料,筛选出符合纳入、排出标准的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手术后一个月时,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调查患者的FCR情况,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和健康素养管理量表(health literacy management scale,HeLMS)对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和癌症健康素养进行评价,并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可能的影响因素,使用Pearson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寻找老年卵巢癌患者FCR的影响因素。结果60名老年卵巢癌患者的FoP-Q-SF均分为(35.18±6.89)分,有33例(55.00%)出现较为严重的FCR。Pearson回归显示,老年卵巢癌患者FoP-Q-SF得分与SSRS(r=-0.574,P<0.001)和HeLMS得分(r=-0.681,P<0.001)呈现负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70~79岁(OR=0.671,95%CI:0.526~0.856)、年龄80岁以上(OR=0.543,95%CI:0.449~0.657)、高社会支持(OR=0.726,95%CI:0.627~0.841)、中等社会支持(OR=0.807,95%CI:0.670~0.973)、疾病健康素养Q2(OR=0.621,95%CI:0.532~0.725)、疾病健康素养Q3(OR=0.385,95%CI:0.315~0.470)等因素是老年卵巢癌患者高FCR水平的阻碍因素;而FIGO肿瘤Ⅱ期(OR=2.083,95%CI:1.618~2.683)、Ⅲ期(OR=3.077,95%CI:1.988~4.764)和Ⅳ期(OR=3.310,95%CI:2.189~5.006)等是高FCR水平的风险因素。结论新疆地区老年卵巢癌病人FCR处于较高水平且普遍存在,癌症健康素养和社会支持水平与FCR关系密切,临床医护人员可以从提高病人癌症健康素养、社会支持方面出发,降低患者FCR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