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韧性在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和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探讨心理韧性在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和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228例肿瘤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10条目心理韧性量表(CD-RISC-10)、修订版中文版父母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PPUS)和中文版父母用应对方式量表(CHIP)收集和评估肿瘤患儿父母一般资料、心理韧性、疾病不确定感及医学应对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肿瘤患儿父母CD-RISC-10得分与PPUS得分、CHIP得分的相关性;根据Baron和Kenny的中介及调节效应分析心理韧性在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和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共发放调查问卷228份,回收有效问卷218份,有效率为95.61%。家庭月收入<5000元、医疗费用自费肿瘤患儿父母的CD-RISC-10得分和CHIP得分均低于家庭月收入≥5000元、医疗费用非自费的肿瘤患儿父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5000元、医疗费用自费肿瘤患儿父母PPUS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5000元及医疗费用非自费的肿瘤患儿父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儿父母CD-RISC-10得分与PPUS得分呈负相关(r=-0.420,P<0.05),与CHIP得分呈正相关(r=0.776;P<0.05)。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心理韧性在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与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为37.78%。结论心理韧性与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和医学应对方式均具显著相关,疾病不确定感可通过影响肿瘤患儿父母心理韧性进而影响瘤患儿父母的医学应对方式。

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积极应对方式状况及其相关性

目的了解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以及积极应对方式状况,并探讨两者的相关性,为制订降低患儿父母照顾负担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照顾负担量表(zarit burden interview,ZBI),父母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health inventory for parents,CHIP)对229名肿瘤患儿父母进行调查,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患儿父母照顾负担总得分为(30.50±12.24)分;患儿父母采用较多的前8项积极应对方式主要是来自"团结这个家庭以及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应对方式;患儿父母照顾负担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P<0.05)。结论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处于中等水平。护理人员应对肿瘤患儿父母照顾负担及时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这种负担压力,帮助其建立有效应对方式,改善其心理状况和精神状态,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在恶性肿瘤患儿化疗期间对其父母进行团体绘画心理辅导的作用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儿化疗期间,护理人员对其父母进行团体绘画心理辅导的效果及意义。方法招募64名恶性肿瘤患儿父母作为团队成员,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2名,观察组给予常规心理护理和为期4周(共8次)的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对照组只给予常规心理护理。对两组成员实施心理护理前,进行Zung氏抑郁、焦虑测评量表(SDS、SAS)、生活质量核心量表[QLQ-C30(3.0)]测评。结果两组心理护理后SDS、SAS评分均较心理护理前有降低(P<0.05),观察组效果更为显著(P<0.05);对照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观(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身心不适有所缓解,改善了生活状态(P<0.05)。结论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可以帮助恶性肿瘤患儿化疗期间父母减轻抑郁、焦虑等症状,让家庭走出低迷的困境。

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一般自我效能对亲职压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一般自我效能对亲职压力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简式亲职压力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对100名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一般自我效能总分为(1.93 ± 0.54)分,亲职压力总分为(111.84 ± 13.36)分;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一般自我效能与亲职压力总分及亲职愁苦、亲子关系互动失调、困难儿童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0.72^-0.55,均P<0.01);分层回归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父母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在岗是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亲职压力的影响因素。结论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一般自我效能是亲职压力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提高患儿父母的一般自我效能,来降低恶性实体瘤患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