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从犯的历史渊源、嬗变与现实困境

胁从犯是我国现行《刑法》中一种独特的共同犯罪人类型,其直接来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策与法律制度,并远承传统法律文化,是二者交融并嬗变的产物。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对被胁迫犯罪者进行一定程度宽免的原因均在于其主观恶性较低、特别预防必要性较小,并主要针对一些与“颠覆政权”相关的犯罪行为,具有很强的策略性。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执政党执政策略、关注点的转变,《刑法》将胁从犯扩大化、一般化为一种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类型,导致共同犯罪人分类发生参差、混乱之失,并由此遭致罪责刑不相均衡等困境。理解并推进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在解释学、比较法等横向视角之外,不应忽略法律史的纵向维度。

胁从犯:重重矛盾下的概念

胁从犯具备“被胁迫”与“所起作用较小”双重认定要素,此双重认定要素在刑事政策根据、可罚性基础、分类基础层面分别面临政策性立法根基不牢、客观归罪特性凸显、胁从犯与从犯认定交叠等疑问,就这一概念的存废出现了通说、量刑情节说、特殊从犯说三种不同学说。事实上,胁从犯是卡在传统共同犯罪论与新共犯论中的概念,在本体论上由于不具有兼容性难以被传统共同犯罪论或新共犯论所接纳,在外延上也仅仅只是作为实定法规定,具备象征意义而存在,因而胁从犯应当被废除。

论胁从犯在共犯人分类中的归属

由于刑法分则的某些特别规定,胁从犯并不一定是共犯人的一种。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大体上可视为其所实施的行为和其主观罪过的乘积。从作用的角度来看,胁从犯应属于从犯的一个子集,而非与主犯、从犯并列。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关于共犯人分类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冲突,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应当采用每一步只使用一个分类标准的"三步走"的三标准递进分类模式。在采用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基础上,再采用"主动程度分类法"将从犯划分为胁从犯和"非胁从从犯"。

罪过三因素视域下胁从犯的司法逻辑

胁从犯面临外在的两难处境,内化为违心作恶的胁从故意。两害相权害他人是胁从犯行为的本质特征。胁从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包括胁从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充要条件、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3种类型;可有可无的胁从帮助不构成犯罪;胁从犯的未完成形态只有犯罪中止;过失超越胁迫范围的后果应当免责;胁从犯只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不对其他共犯行为承担责任。对危害结果的排斥情感削弱了其理智罪过,这是胁从犯责任降低的心理根据。胁从犯行为没有造成损害的,或者造成损害但只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该胁从犯都应当免除处罚。

论胁从犯在共犯人分类中的归属——基于形式逻辑的考察

由于刑法分则的某些特殊规定,胁从犯并不一定是共犯人的一种。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大体上可视为其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和其主观罪过的乘积。从作用的角度来看,胁从犯应属于从犯的一个子集,而非与主犯、从犯并列。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关于共犯人分类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冲突。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应当采用每一步只使用一个分类标准的"三步走"的三标准递进分类模式。在采用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基础上,再采用"主动程度分类法"将从犯划分为胁从犯和"非胁从从犯"。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犯种类——胁从犯——胁从犯的刑法依据和政策依据质疑

以刑法第28条作为胁从犯的存在依据,实属牵强附会,刑法第28条是关于主犯和从犯的补充规定;按作用分类法的理论,胁从犯是不存在的,刑法中只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规定,一些论者关于胁从犯的"较小作用"、"作用小于从犯"、"作用最小"的观点没有刑法依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论述作为胁从犯的政策依据,也值得推敲,毛泽东选集中的"胁从"之说在当时主要是指听从"首恶"指挥跟从"首恶"国民党官兵,是今天刑法中"从犯"的立法依据,而不是胁从犯的政策渊源。

论英美刑法中被迫行为的人性基础——兼论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

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他人或环境胁迫下所实施的形似犯罪,但是根据一定条件可以进行合法辩护的行为。被迫行为作为一种可宽恕的辩护事由,有其科学合理之处。英美刑法中被迫行为的成立条件及其存在根据对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胁从犯存废论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特有的规定。胁从犯的存在有违背责任原则之虞,并且不利于"统一法秩序"的构建。基于心理动因、刑罚目的、谦抑精神、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反思,当法律无法强求受胁迫者拒绝实施犯罪行为,亦即受胁迫者欠缺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就不应追究受胁迫者的刑事责任。因此,胁从犯的规定是不必要的,可以考虑予以废除。

论胁从犯之应然理论定位

从解释论出发,将胁从犯定位为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类型,存在着逻辑及情理上的诸多问题;反之,如将其定位为法定从宽情节,则能消除以上诸多弊病,且能更好地与"刑法不能强求英雄主义"的人性立法精神契合。因此,从立法论出发,宜对现有1997年刑法第28条的内容作一定修改。

胁从犯立法之反思

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划分出胁从犯 ,对于实行刑罚处罚上的区别对待虽有可取之处 ,但将胁从者一律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是不合理的。又由于胁从犯的划分根据与其他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根据不同一 ,导致胁从犯与其他共同犯罪人种类之间的相容和界限不清。为此建议 :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 ,实行分类标准同一化 ,不再将胁从犯作为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种类 ;立法上应将一定条件下的被胁迫作为一种免责事由 ;对于不能免责的被迫行为 ,应将被胁迫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规定。

胁从犯理论之检讨

胁从犯概念的通说不能涵括《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少数学者提出的"被迫犯"和"胁迫犯"概念也不是对《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准确归纳;《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应称为"被胁犯"。胁从犯不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是按照参加犯罪的原因划分出来的一类特殊共同犯罪人,具有法定性和独立性。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若遭受的是紧迫性的生命胁迫,不应认定为胁从犯。

胁从犯通说之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胁从犯是依照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而划分出来的一类独立共同犯罪人,胁从犯不仅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而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小于主犯和从犯。然而根据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可知胁从犯的本质是被胁迫参加犯罪,它并不必然反映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因而不是与主犯、从犯相并列的一类独立共同犯罪人。另外,将胁从犯视为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诸多弊端,刑法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法定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有关主犯和胁从犯的三个问题

传统观点将主犯划分为三种,即除了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两种外,又把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列为一种独立的主犯。文章分析了这种划分的逻辑性错误,指出,主犯的分类只能依据刑法第26条的规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另一类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并认为在第二类主犯之下又可以细分为四种。关于主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文章指出,现行刑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是多余的,因为,有关数罪并罚的规定中已经包含了这一内容。并认为,删去对主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也不妥当。关于胁从犯的问题,文章指出,现行刑法第28条不再把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人作为胁从犯.并不是把这种人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而是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按主犯处罚,也可能按从犯处罚。

论胁从犯中“胁迫”之认定

“胁迫”对于胁从犯的成立具有关键意义。在实践中,认定胁从犯中“胁迫”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从外部威胁行为出发,由外及内,判断行为人是否受到精神强制。为判断精神强制的成立,可以考量威胁程度与可能性、威胁者和受迫者的个人状况、威胁行为作出的客观背景、被迫者实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

论英美刑法中被迫行为的人性基础——兼论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

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他人或环境胁迫下所实施的形似犯罪,但是根据一定条件可以进行合法辩护的行为。被迫行为作为一种可宽恕的辩护事由,有其科学合理之处。文章分析了英美刑法中被迫行为的成立条件及其存在根据,并分析了其对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立法的借鉴意义。

试论胁从犯的分类根据

传统观点认为,胁从犯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为根据而分出的。本文认为,从胁从犯的主观心理特征来看,胁从犯的分类标准应当是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与其在共犯中所起的作用相结合。

胁从犯问题研究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中的特有概念,如何界定胁从犯的概念及其与从犯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探究胁从犯的法理基础,揭示出胁从犯之所以获得宽缓处罚的理论根据,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胁从犯具有积极意义。

“胁从犯”质疑

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对此,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我国刑法理论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即前三类是采用作用分类法,按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划分,并且呈递减趋势排列;而后一类采用分工分类法。“胁从犯’作为我国共同犯罪中的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似乎已成定论,而笔者通过对“胁从犯”称谓的历史考察和辨析,以及对“胁从犯”的性质探究,认为“胁从犯”不应作为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而仅是量刑中的一个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论我国胁从犯中“胁迫”之认定标准

"胁迫"对于胁从犯的成立具有关键意义。胁迫的认定标准一直是刑法理论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分。在我国,认定胁从犯中的"胁迫"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

论英美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兼论对我国胁从犯的再认识

被胁迫行为是英美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理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深刻的理论依据。作为合法的辩护理由,被胁迫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由于我国一些学者对我国刑法中胁从犯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胁从犯和被胁迫行为的混淆,因而对胁从犯应有一个清醒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