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的可行性

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胎儿的生命权是否值得法律保护,一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倡导保护胎儿的生命权,必然会与其他权利或者政策产生一定的冲突。然而,这些都不应成为我们放弃保护胎儿生命的理由。在国外,已经有了对胎儿生命权予以附条件保护的案例。在国内,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也已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命题。

出生与权利——权力冲突

出生是一个具有丰富法律意义的事件,它是解决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的私生活权的冲突、配偶一方的生育权与他方的不生育权的冲突、国家的生育控制权与父母的生育权和子女性别选择权的冲突的结果。我国关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规定导致了对胎儿生命权的漠视,建议把胎儿作为人权的主体。中国一些省的地方立法中把离婚当作堕胎的合法理由的规定有伤人权。

试论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

美国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妇女争取堕胎权利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作出判决,妇女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宪法权利,堕胎是妇女的隐私权。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罗诉韦德案后,主张维护妇女堕胎"选择权"的自由派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生命权"的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更为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持赞成或反对堕胎的立场,使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论故意危害孕妇妊娠的刑事责任

故意危害孕妇妊娠在刑事司法和刑事法理论中被视为故意伤害胎儿,但其定性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难题。对此,司法实务中存在无罪与故意伤害罪两种截然不同的判例,这有损司法的权威,亦破坏法制的统一,更是对国民的不公正。在刑法理论中亦存在无罪说和故意伤害罪说。刑法典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表明,故意伤害胎儿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因此,无罪说值得检讨。故意伤害罪说,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是现代刑法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增设"伤害胎儿罪"与"恶意伤害胎儿罪"的见解未能正确区分胎儿发育的阶段性特征,且存在罪名不科学之弊。因此,为了有效保护胎儿的健康发育,有必要对孕妇妊娠实行分阶段保护,并在刑法典中分别增设"非法终止妊娠罪"和"故意伤害胎儿罪"。

堕胎罪之刑法构思

堕胎这一尖锐而敏感的话题,各国对其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我国,赋予妇女充分堕胎自主决定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在控制人口层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如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可持续发展受阻以及社会道德严重下滑等问题也令人忧虑。从我国立法现状看,应借鉴国外立法,加强对堕胎行为的立法,以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

美国堕胎案中司法审查标准的嬗变与前瞻——以“最严反堕胎法案”切入

2019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台了被称为“全美最严”的反堕胎法案,除极少数严重威胁妊娠妇女的生命健康风险的情况之外,禁止医生为怀孕者实施堕胎。这大有挑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罗伊案以来所确立的一系列维护妇女堕胎权的司法审查标准之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案及其嗣后案件中分别发展出“严格审查”与“过度负担”标准。依据“过度负担”标准预判,美国“最严反堕胎法案”可能难以挑战成功,因为根究此标准,该法案可能存在规定违法、缺乏目的合理性与效果适当性的缺陷,对妇女的基本权利造成了不适当的克减。

权利冲突中的利益衡量与动态抉择——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权利冲突特别是同一位阶的权利冲突,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动态抉择,是一个立法、司法层面均令人棘手的难题。罗伊诉韦德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功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生命孕育的三阶段具体分析了妇女隐私权与胎儿生命权的消长,妥善解决了两者的内在冲突。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意变化,生命权和隐私权的平衡点在动态中微调和修正,但"凯西案"等动态调整主要限于堕胎程序等技术性规定方面,罗伊案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很难被推翻,该利益衡量方法对立法及司法中同一位阶权利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析罗诉韦德案及其影响

美国20世纪60年代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为罗诉韦德案奠定了政治基础。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做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德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妇女有决定生育的宪法权利,堕胎是妇女的隐私权。罗诉韦德案在道德上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胎儿“生命权”与妇女堕胎“选择权”之争,在政治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持赞成和反对堕胎的立场,堕胎问题影响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利益平衡与价值选择中的堕胎规制研究

我国目前的堕胎规制是为了调控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而针对计划内中期怀孕堕胎采取的强行禁止措施。由于忽略了堕胎规制中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堕胎自由权与胎儿潜在生命权的价值选择,这些规制堕胎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堕胎规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尊重基本人权;堕胎规制的权限设定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通过制定统一的晚期堕胎禁止法,协调堕胎规制与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的关系;采取多样化手段规制堕胎。